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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国家传统（第2页）

与“夷”

在保持着泛称内涵的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已代表着更具体的空间及人群的差异。

例如，《明实录》等史料已经开始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常将贵州省的都匀、铜仁、凯里以及湘西等地的族类称为“苗”

，而黔西北、黔西南、滇东北、川南等地的族类则多被称为“夷”

或“倮倮（罗罗）”

，因此在谈到黔东、湘西等地时，频频出现“苗民”

“苗贼”

“苗叛”

“苗寇”

等词语，而论及黔西北等地时，“夷”

“夷虏”

“夷民”

等词汇则极其常见。

[4]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就西南地区而言，被称为“苗”

的地区与今天的苗族聚居区有较高的重合度，但范围超过后者，被称为“夷”

的地区则往往与彝族聚居区相同或相邻，范围亦较后者为大。

西南地区的大多数非汉族类，都可分别置于“夷”

“苗”

这两大人群范畴之中。

这一差别在明亡以后一直延续，并且呈现出更加精确地指代某些人群的倾向。

尽管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的自称各不相同，但明中期以降，“夷”

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许多人群认可和接受，当地的汉人称他们为“夷人”

或“夷族”

，而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

同样，“苗”

也被湘西、黔东等地的诸多非汉人群所认同，他们讲汉语时自称为苗成为自然而然之事。

例如，在贵州西北部地区，苗人与“夷人”

已被清楚区分开来，始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定稿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威宁县志》云：“（我邑）其它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不多，蛮子绝无。”

[5]在四川凉山一带，控制该区域的上层分子在明代就已被普遍称为“黑骨夷”

[6]，彝族人被边区汉人称为“罗罗”

或“蛮子”

，他们用汉语谈话时则自称“夷家”

。

[7]在云南中甸，彝族自称为“诺苏”

，他称是“夷人”

“夷族”

等。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