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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国家传统02（第2页）

，清查水西“户口扼塞之数，与头目汉把主名”

，以图深化对水西的控驭，增加钱粮收入。

另一方面，大量饥饿不堪的“仲苗”

聚集水西，抢劫官道，明廷接到巡抚李枟的奏报后，立即指示将贼党擒获正法，并要重处“抗违庇护”

的土司。

当时因为土司之间的争斗，朝中以及地方官员积极讨论严惩水西、乌撒、镇雄的土官土目，甚至打算“合兵剿除”

。

奢崇明起事之后，朝廷对水西的态度立即发生了戏剧性的大逆转，贵州巡按史永安严厉抨击了阻碍安位承袭的种种行径，朝廷以极快的速度予以响应，一个月后，年幼的安位顺利袭职，其叔父安邦彦受命征剿永宁。

官员们可能相信，水西有讨伐永宁的动机：安位之母奢社辉来自永宁，其夫去世后，她与奢崇明之子奢寅争地，两下兵戎相见。

然而，以为水西会乐于参与消灭永宁的行动无疑是幼稚的想法。

君长国之间的争斗与矛盾，并不会影响他们内心深处的一致对外，朱元璋就曾提到东川、乌撒、乌蒙、芒部、禄肇（即永宁）、水西等，“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相为救援”

。

安邦彦这次彻底玩弄了朝廷一把。

在受命剿永宁的幌子下，他拥兵至贵阳附近，领取饷银六千，然而他并没有出兵北上，饷银则被他用来笼络、收买“苗仲”

。

当时水西大兵虽聚集在贵阳城外，但安邦彦尚狐疑不定，既不参与征剿永宁，也不敢公开反明。

天启二年（1622）正月，奢崇明利用汉人军师何若海的计谋，传檄假称成都已被攻破。

安邦彦听闻，立即进攻贵阳。

水西“地大而力盛”

，甫一参战便引起了连锁反应，乌撒君长安效良、水东宋氏土司以及各路“苗仲”

纷纷出兵响应，“绵互长驱，动摇数省”

。

时人称：“今天下两大患，东则辽，南则黔。”

与此相应，明廷在筹措经费方面专门设置了“京边”

与“黔饷”

。

从天启元年（1621）到崇祯三年（1630），明王朝卒十年之功，动黔川滇湖四省兵力，费百万饷银，终于攻占永宁，并消灭了安邦彦、奢崇明、安效良与水东宋氏，重创了黔西北、黔中、川南一带的土司势力。

乌撒在安效良死后基本停止了与明军的对抗，而水西亦于崇祯三年（1630）乞降。

当时朝廷同样已精疲力竭，特别是经费艰难一直制约着军事行动，“京边”

与“黔饷”

难以兼顾，在这种情况之下，总督军务的朱燮元同意招抚安位，但附带了四个条件，包括将乌江上游鸭池河以东的土地割归朝廷、开通毕节驿道等。

安位一一顺从，双方之间的较量告一段落。

实力受到削弱的水西，一直存续到清康熙三年（1664）。

此时，水西君长安坤早已归顺成为新王朝的土司，而控制着滇黔二省的平西王吴三桂，正在对水西的财富垂涎三尺。

他很快伪造了一起安坤反叛的“事实”

，对毗邻的乌撒君长国，则加上“亦反侧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