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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1页）

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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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主人公们，力图突破“五族共和”

的框架，为“夷族”

争取一个明确的民族身份与政治地位。

现实的政治环境以及深植于过去的历史记忆，为他们提供了表演的空间与资源，他们在这个舞台上书写着一种新的人群意识并删改、增添、组合各种书面与口耳相传的“历史”

，建构出了一种新的记忆。

他们的努力，影响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民族识别。

一、西南“国家传统”

的族群性

我愿意把“西南国家传统”

作为本书的第一关键词。

近年来，斯科特（JamesC.Scott）阐发了影响深远的Zomia概念——意即“无国家之地”

，用以揭示那些主动逃离国家的人群，如何选择生存于传统国家力量难以深入的特殊地理空间（如高海拔地区），建立起更灵活与更平等的社会结构，缺乏文字等种种看似“野蛮”

的文化特征，其实是与此相应的主动选择。

[1]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甚至提出了“文明缘何难上山”

的命题。

[2]斯科特的意思，当然不是简单地将海拔高度作为国家产生的前提条件，而是说与集中的谷物生产相联系的国家通常产生于耕地面积广阔的地区。

在安第斯山区，易耕地分布在高海拔地带，于是国家在山上，Zomia在山下。

而在东南亚大陆，低海拔地区是谷物主要产地，国家自然也产生在这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中国的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四川的一部分划入了Zomia范围，认为国家很难在这样的地方建立，建立了也很难长期维持。

然而，与斯科特的判断相悖，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众多“国家”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就已发现的事实。

这些国家的产生与维持也不必以广阔的农耕区为前提，本书所描述的那些君长国，许多就极其缺乏耕地，从《水西制度》《水西和扯勒的赋税》等彝文古籍来看，君长国的赋税有牛、马、猪、羊、丝绸、布匹、银两等，谷物被置于末位。

[3]在西南的山区，谷物对国家产生的意义显然被斯科特夸大了。

不过，本书不厌其烦地叙述西南“娄素”

的“国家传统”

及其与四川凉山的关联，目的不在于与Zomia对话，而在于揭示这一传统在维系身份认同方面的意义，我称之为“西南国家传统的族群性”

。

大范围的人群认同都具有“想象的共同体”

的性质，但缺乏根基的空想难以建构并维持大范围的共同体。

想象必须有所凭借，文字、宗教、国家等都可以成为凭借，它们单一或综合地构成想象的基础。

与云、贵、川广阔地区的“娄素”

认同相对应的，是若干结构相似、具有同宗共祖信念、相互往来并通婚甚至“彼绝此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