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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2页）

的君长国上层集团，他们与四川的诺苏上层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川的“诺苏”

与云贵的“娄素”

，族称发音相似，内涵有所区别，但他们都认为自身的族群范围涵盖对方，族称的差异并不构成族群认同的障碍。

君长国群体，已经族群化了。

从明初到清雍正的数百年间，在中央王朝的刀光剑影中，川南以及滇黔的君长国一一覆亡。

土司被消灭了，但改土归流未能立即创造出全新的秩序，在原“勾”

政权任职的官员或受封者（汉语称之为“土目”

），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地方社会的实权。

君长国体制并未在原住民的心中消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土目就是自己的“官家”

，清王朝的流官反而缺乏权威，各种征徭与命盗案件，只有委托土目，才能够顺利处理。

而布摩虽失去了昔日的显赫，但他们仍然长期主导着婚娶、丧葬、祈福、禳灾等各种仪式活动，并掌握着大量用本族文字书写的经典文献，内容涉及家谱、历史、宗教仪式、文学等，关于本族的来源、各主要家支及其在川滇黔的分布、君长国的兴衰，等等，悉载无遗。

文献与口述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许多彝人即便取得科举上的成功，也仍然会从本族文献中寻根从而维持自身的身份认同，例如，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水西君长国覆亡100多年后，在君长国中心地区的大定府，一位已取汉名的读书人黄继仍然撰文称：“余上世祖考世系，往往迭出于夷册书籍。”

在“当今圣朝专以四书、三坟、五典之道统一天下”

的情况下，他担心随着岁月流逝，本族文献的传承会遇到困难，所以特地用汉文叙述祖上追随水西君长的历史，将家世交代明白，传诸子孙。

[4]政权与文字传统在维持身份意识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总之，改土归流虽然削弱但并未真正摧毁娄素的上层以及相应的意识，川、滇、黔娄素的交往、通婚仍然在延续，形成了上文所描述的三省彝人上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与此相应，他们对于“我族”

的认知与想象，也仍然延续着过去的那种地域广阔性，即便他们熟谙王朝礼仪与汉文之后也仍然如此。

例如，清光绪年间黔西北彝人用汉文所撰的《水西安氏族谱》称，笃慕长子慕阿楛（慕雅苦）“即今安顺、普定、兴义诸土司之祖也”

；二子慕阿怯（慕雅且），“为孟氏，又为蒙氏，后孟获氏仍长其部，为南诏、安南诸土司之祖”

；三子慕阿赛（慕雅热）“即今建昌、雷波、凉山、黄郎、波卜诸土司之祖也”

；四子慕阿卧（慕雅卧）之后人“分二部，乌蒙，即今昭通陆氏，扯勒，今永宁、毕节八土司之祖也”

；五子慕克克“即今沾益、宣威、普安、乌撒安、陆各土司之祖也”

；幼子慕齐齐“后分三部，一曰东川，号兜主，今属云南，一曰芒布，即今镇雄陇氏祖，一曰水西，即今大定、黔西、平远土司祖也”

。

[5]

显然，在族谱编撰者的心中，“娄素”

散居于川滇黔各地，大致覆盖了今日彝族所分布的主要地域甚至有所超出。

这样的族类意识，深刻影响了民国时期“夷人”

精英分子们所掀起的“夷族”

运动。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娄素”

君长国的范围以及四川凉山，是很自然的“我族”

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