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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3页）

我们所看到的争取“夷族”

政治承认的精英们（本书仅论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主要就是来自这一区域，只有喻杰才是例外，他来自云南丽江七河乡。

二、客位标签的主位化

那为何喻杰才会与他们联合起来建构一个“夷族”

呢？正如前文所述，明清时期的汉文献书写系统，已形成了对西南非汉人群的两大分类。

被称为“苗”

的地区与今天的苗族聚居区有较高重合度，但范围超过后者，被称为“夷”

的地区则往往与今天的彝族聚居区相同或相邻，范围亦较后者为大。

西南地区的大多数非汉族类，均可置于“夷”

“苗”

这两大人群范畴之中。

尽管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的自称各不相同，但至迟到清代，“夷”

已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许多非汉人群认可和接受，汉人如此称呼他们，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如此称呼自己。

而“苗”

成为黔东、湘西等地区的非汉人群讲汉语时的自称，同样是普遍情形。

喻杰才正是来自“夷”

而非“苗”

的地区，这就构成了共建“夷族”

的基础。

本书的主人公们都受过传统汉文经典教育，他们向主流社会说明自己作为一个“民族”

的身份时，用的是他称“夷”

，而不是本族的自称，这显然是一种精心思考后的策略。

首先，这是正史书写西南地区非汉族类时的常用词，中华民国政府与汉人精英们对“夷”

这一称呼也非常熟悉，“夷”

作为民族的历史、现实根据不言而喻。

其次，按今天的民族分类，尽管本书的主人公们几乎都是彝族，但彝族的构成非常复杂，被识别为彝族的人群的自称各不相同，多达几十上百种，这就意味着任何一种自称都难以让所有人接受，外来的标签“夷”

，反而具有广阔的覆盖性。

最后，在当时全国只确定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五族的情况下，西南的非汉族类只有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各自为政，则必败无疑。

从这个角度看，“夷”

可能都嫌范围太窄，最好能将黔东、湘西的那些“苗”

也包括进来，把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多个族群叙述成同一个民族。

事实上，这一策略很快便得到采用。

1936年7月，高玉柱等人发起的请愿运动，就将民族身份定为“夷苗民族”

，高玉柱还撰文从历史、语言、风俗、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等方面勾勒了“夷苗民族”

的轮廓[6]，在他们向中央的陈述中，“夷苗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