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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4页）

人数多达两千万人。

这样将“夷苗”

描绘成一个与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并列的大民族，在国民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中引起了共鸣，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方治专门撰写了一篇《为西南夷苗同胞进一言》，开篇即云：“西南夷苗为中华民族构成之一员，与汉满蒙回藏各系同胞，共存共荣于欧亚大陆，已历五千余年之悠久历史。”

[7]

有趣的是，民国时期的贵州雷山人梁聚五也把西南地区纷繁复杂的众多族群归为“苗”

与“夷”

两个系统，又把“苗夷”

进而合称为“苗夷民族”

，并撰写了一部《苗夷民族发展史》[8]，其方式与高玉柱等人异曲同工。

唯因梁聚五是黔东人，在汉文史籍的书写系统中属于“苗”

的区域，因此他把“苗”

置于“夷”

之前，与高玉柱的做法正好相反。

当然，“夷”

“苗”

合族的做法只是策略或出于某种方便，双方都知道“夷”

与“苗”

终究有别。

在很多场合中，高玉柱等人更强调的是“夷”

，甚至完全不提“苗”

，他们在南京的组织名为“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

，他们办的刊物，也取名为《新夷族》。

岭光电在民国时期所撰写的论著中，对“夷苗民族”

只字未提。

在谈到自己族属问题时，他用得最多的是“夷人”

或“夷族”

。

从“夷族”

变为“彝族”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基于民族尊重、民族平等而做出的决定。

“彝”

在古汉语中是一个颇具高贵色彩的词，除泛指各种青铜祭器外，还有“常道”

“常法”

之意。

或许是与清王朝统治者自身的非汉族群身份有关，清代的官员与文人们常常用“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