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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择性共同体到普遍性共同体（第5页）

取代“夷”

，泛指周边族类[9]，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经过政府与民族上层精英协商，“彝”

才成为固定的族称。

不过，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

这一族称的出现是以“鼎彝”

之意取代了旧的带有歧视意味的“夷”

的结果[10]，但“夷族”

和“彝族”

所涵盖的对象显然有很大不同，这从人数上就可以看出来，在由曲木藏尧、岭光电、王奋飞、安腾飞、曲木倡民共同署名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中，“夷族”

人口多达两千余万，有趣的是，这个数据在岭光电后来的论著中直线下降，五年后的1940年，他称“夷胞在川康边境者，综计约有二百万之多，在黔在滇在湘，则共在千万以上”

[11]，又过了六年，岭光电在《倮苏概述》中给出了一个更保守的数据：约五百万人。

数量的骤减，除了趋于务实之外，还表明他已经清楚地将“苗”

排除出考虑范围，不认为整个川滇康黔四省区均为“夷族”

区域。

然而，据1964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尽管当时全国的总人口较之民国时期已增加了约两亿，但彝族人口仍然只有330多万，远低于岭光电给出的最保守数据。

[12]岭光电等人的数据比较大的原因，固然是壮大声势的需要[13]，但更重要的是，民国时期“夷人”

精英们选择的，是更接近明清汉文文献模糊呈现出的将广阔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类大而化之地分为苗、“夷”

两类的旧途径，而不是在民族识别中更精细地区分为几十种民族的新办法。

总而言之，不管是云贵高原上的“娄素”

还是四川凉山的“诺苏”

，都认为对方属于自己的族类，这一族类分布于黔西北、滇东北、滇中、黔西南、黔中、川南、四川凉山等广阔地区。

以岭光电为例，四川大小凉山无疑是岭光电最熟悉也最感亲切的圈子，但他同样认同那个大致与传统彝文文献所描述的族群范围相应，涵盖了云贵君长国范围的更大的人群圈子，“夷族运动”

的成员，主要就是来自这个圈子。

这个圈子无疑比汉文文献所模糊呈现出的“夷人”

世界小，但为着实际政治活动的需要，他们可以向这个更大的“夷人”

世界靠拢，甚至可以建构涵盖面更广泛的“夷苗民族”

。

岭光电等人不能回避的是，还有一个更大的人群范畴——中华民族。

不管是“夷族”

还是“夷苗民族”

，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所认同的前提，也是向中央请愿的合法性所在。

他们力图从学术上去论证“夷族”

与“中华民族”

的关系。

一些“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