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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回忆与痛苦的交织 仇恨与暴力的纠结（第7页）

（RAⅢ355）

被噩梦纠缠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求助于艾勒克特拉。

她在与母亲的对话中先是佯装成心理分析师，从事梦的解析，渐渐却暴露为法官和复仇女神，向母亲宣告即将来临的死刑，预告她只有死在俄瑞斯忒斯的屠刀下，才能彻底摆脱恶梦。

复仇谋杀在此成了祭祀杀戮，祭祀者克吕泰涅斯特拉同时是被祭者。

艾勒克特拉的愿景描述越是让母亲深感恐惧，遐想叙述者就愈发亢奋陶醉。

她在对未来的畅想中执行着对母亲的口头处死，是复仇的预告者。

艾勒克特拉所述画面的威慑效果在于画面内容与母亲噩梦的符合，而母亲真正害怕的是俄瑞斯忒斯——她噩梦里的复仇执行者。

她在听艾勒克特拉的“未来狂想曲”

时虽深感死亡恐惧，但俄瑞斯忒斯的死讯一传来，她俩的心理态势骤然转变，艾勒克特拉的预告失去现实的根基，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噩梦全然消失，她从先前的虚弱绝望突变为胜利的骄矜，艾勒克特拉则顿感震悚和无能为力。

综上所述，母亲与两个女儿对记忆分别采取抑制、忘却或坚守的态度。

她们的极端心理状态反映于舞台布景，霍夫曼斯塔尔将剧情发生的场所——皇宫后院——描述为“狭窄、不可逃离、封闭[…]。”

（DⅡ240）

三

歇斯底里（Hysterie）也称癔症，其希腊词源的含义是子宫，它最初被视作典型的女性疾病，是未婚女性的子宫在体内游走所致。

在1900年这一世纪之交，具有女性特征的歇斯底里进入新的话语秩序。

女病人的身体在发病期间往往脱离甚至质疑语言体系与社会规范，反映出这一神经质时代的危机症状。

此病的最早研究者是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Charcot），他利用当时的新技术手段摄影拍摄记录众多病人的表情和身体姿态，展示出此病症状的夸张怪异，千奇百怪的病症几乎可以涵盖整个医学谱系。

沙可试图从生理上找到癔症的根源，由于无法查明与病症相对应的生理病因，这类病例常被判定为莫须有，病人被怀疑是在无病呻吟、弄虚作假。

他的学生弗洛伊德则另辟蹊径，认为此病是由心理病状转化成的生理表征，这一关于病源的新观点相当于为癔症病人恢复名誉，指出心理的压抑完全可能导致生理病状，生理和心理并非互不相关的机制，恰恰相反，身体仅是表象和结果，内心往往是深藏不露的病灶。

弗洛伊德与同事布洛耶尔（JosefBreuer）一起从光怪陆离的表象病症出发，探究、挖掘歇斯底里病人的心理真相，合著《歇斯底里论文集》（Studieerie，1895），在前言里写道：

我们发现，[…]只要能让病人清清楚楚地回想起引发歇斯底里的事件，并唤醒他们经历该事件时的情感，一旦病人能尽可能详细地描述这一事件并说出当时的感受，各种各样的歇斯底里症状就会骤然消失，一去不复返。

[18]

“骤然”

和“一去不复返”

这两个状语强调的是言说疗法对于歇斯底里所起的立竿见影的神奇效果。

不管临床经验具体如何，在对歇斯底里病症的研究中，“说出来”

是最关键的一步，而达成言说的治疗方案需要三个步骤：首先是唤醒沉睡的回忆，打开记忆黑匣子，让病人回想起创伤性的原初事件，使得这一事件场景重又历历在目，从而恢复他经历这件事时的原初情感，并把这些或悲或喜的情感发泄出来，第三步是把回忆及与之相关的情感言说出来。

既然歇斯底里由被压抑的回忆及情感引发，治疗的关键在于让原初经历重新浮现到意识层面，比如借助催眠术。

要成功地做到这一步，医生必须既像侦探一样缉拿“元凶”

，又像考古学家一样努力深挖病人的深层意识，发掘出心理地表下所掩埋的层面，“通过在长沙发上让病人深受折磨的细微观察和分析对其心灵进行病理解剖”

[19]。

歇斯底里研究在为病人恢复名誉，做辩护律师的同时，却也给病人贴上新标签，打上性别烙印。

另外，在19世纪末，都是男性担任心理医生，这样在歇斯底里研究萌芽之际，基本上是男医生在治疗女病人。

由此可见这一研究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具有双重性质，既引起社会对这种典型女性病的关注，又容易造成新的性别偏见。

霍夫曼斯塔尔毫不讳言自己在创作《艾勒克特拉》时借鉴了心理学著作，在一封信中提到创作过程中时常翻看的两本书：《歇斯底里论文集》和德国学者埃尔文·罗德（ErwinRohde）的著作《心理—古希腊人的灵魂膜拜和不朽信仰》（Psyche—SeelendUnsterblichkeitsglaubederGrie，1890—94）[20]。

这引发研究中的许多讨论，即艾勒克特拉是否是歇斯底里病人的戏剧版，尤其是她与弗洛伊德和布洛耶尔笔下一位匿名为安娜O.的病人颇有类似之处。

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她俩都有恋父情结，丧父经历都造成存在性的创伤：“创伤可以被理解为对痛苦的记忆，这一记忆以挑衅回忆的方式锁闭创伤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