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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知识的迷局（第5页）

在众神所布下的天罗地网中，人越是行动或反抗，陷入命运之网越深。

由于行为只会导致命运的实现，摆脱这一困境的唯一可能性是斯芬克斯向俄狄浦斯所昭示的自杀之道，即通过自主结束生命来消灭潜在的行为可能性。

在霍夫曼斯塔尔的新创剧作中没有出现索福克勒斯悲剧里的斯芬克斯之谜。

众所周知，这一谜语涉及人类个体从生到死的身体变化过程。

俄狄浦斯凭借智慧解谜，从而降服斯芬克斯。

霍夫曼斯塔尔笔下的斯芬克斯没有出谜题，而是给出关于人类个体内心世界的谜底，即人是做梦者。

俄狄浦斯不再是解谜的智者，而是尚不自知的做梦人。

他面对斯芬克斯时不仅无所作为，而且哑口无言。

现代人的非理性（自我分裂）以及现代斯芬克斯的自杀取代古希腊的斗智与自知。

古希腊悲剧里的斯芬克斯（怪兽）及其谜语是阿波罗（神性）及其神谕的对立物；在世纪之交，谜底与神谕则相互印证，斯芬克斯与阿波罗互为镜像，共同映照出做梦人俄狄浦斯。

古希腊悲剧展示出人类学的生理变化法则，即人类个体的身体经历三位一体模式（童年、壮年和老年），这三个阶段随着年龄的递增接踵而至，后者取代前者；在1900年之交，霍夫曼斯塔尔的悲剧揭示出，人类个体的内心世界处于三位一体模式（本我梦、自我与超我），这三个层面同时并存，形成拉锯战，导致人的内心陷入矛盾和分裂状态，正如俄狄浦斯的自我剖析：

我是国王和野兽

两者一体……（DⅡ477）

古希腊俄狄浦斯悲剧对于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自不待言；弗洛伊德由此引发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

构成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石之一。

他在1897年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有了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想法。

我发现自己也曾恋母和妒父，现在把这视为儿童早期的普遍事件”

[8]。

1910年，他在文章《论男人客体选择的一种特殊类型》（übereineypusderObjektwahlbeimManne）首次提出概念“俄狄浦斯情结”

，探究为何悲剧《俄狄浦斯王》两千年来“一直经久不衰，震撼人心”

[9]，给出的解释是，人们之所以看这出戏时汗淋淋泪津津，是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俄狄浦斯，都曾渴望弑父娶母，只是抑制弃绝了这双重愿望。

目睹悲剧主人公实现自己所抑制的愿望并刺瞎双眼，自逐到克罗诺斯——“谁做了被禁之事，逾越禁忌，自己就成了禁忌。”

[10]观众由此受到警诫，得到宣泄（Katharsis）。

弗洛伊德从一部经典戏剧作品的永恒魅力出发，引出假设命题，接着观察自己，回忆幼时有过同样的念头。

接受美学加自身经历作为佐证，他由此认定，**和性欲始于早期儿童期，每个人在3～9岁这一年龄段有俄狄浦斯情结——女孩相应的是恋父恨母。

这样，弗洛伊德把古希腊悲剧故事扩展成人类个体所必经的成长阶段，普遍化为基本范式，将这一典型案例树立为所有人不可逃的劫数。

学者施塔洛宾斯基（JeanStarobinski）指出这一论证的逻辑跳跃：“弗洛伊德最先是散布一个假设：我也和俄狄浦斯一样；这一说法突然颠倒过来，成了普遍有效的历史真理，可以表述如下：俄狄浦斯，我们都曾如此。”

[11]

弗洛伊德以古希腊悲剧故事为支撑，赋予假设命题以普遍性和宿命性。

不仅如此，他在表述这一观点时还采用古希腊悲剧里的元素和文学叙事手法，将之演绎成又一则俄狄浦斯故事：“因为神谕在我们出生前就对我们宣告同样的诅咒，就像曾对他[俄狄浦斯——引者注]宣告的一样。

或许我们全都注定对母亲感到最初的性冲动，对父亲感到最初的仇恨和暴力愿望。”

[12]法国学者鲍尔·里科（PaulRicoeur）指出，弗洛伊德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过程是循环论证：“他在俄狄浦斯与每个人之间突然发现命运共同体，这证实的是**性冲动的普遍性质；这一传说的‘完全和普遍成功’却证明着这一命运共同体。”

[13]

古希腊的俄狄浦斯悲剧展现出童年愿望的付诸实施，标示出人类神话时代的特征，是人类史处于童年阶段的产物。

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古老的心理机制继续起作用，却往往遭到文明和社会规范的压抑制约。

人们大多遵从伦理道德，摆脱童年愿望或成长阶段的性误区。

这对社会和文化起着重要的建构作用：“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开端汇集于俄狄浦斯情结”

[14]，这一情结随之具有超出心理学之外的社会学和文化历史学维度。

如果由于成长受阻，不能摆脱童年的性取向，就会引发“精神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