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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爱情与痛苦（第4页）

[…]当朋友渴望收到比白纸黑字更多一点、更为生动的符号时，卢琴朵还该怎么做呢？”

（E183）随之出现的是他俩在卢琴朵房间的夜晚幽会，卢琴朵不仅利用书信写作者的不在场可能性，冒用姐姐的名字，而且依靠夜晚的黑暗假扮其身体。

小说情节以此展示出恋人通信的理想模式：信函往来促使两颗心相互接近，恋爱双方在幽会中缔造出身心交融，赢得爱情幸福。

在信函沟通这一对称进行的双向沟通模式中，通信者的心理状态呈现出跃进态势。

卢琴朵在情书书写过程中从单向的爱情表白发展至感受和回应对方的爱，经历从青春期的朦胧爱恋到成熟女性的身心飞跃。

在她的情书边缘书写着自我建构的历程，即从无语暗恋转变为以书面形式直抒胸臆，从自我异化的易性乔装突变为与身心相符的恋爱女人。

青春期的乔装易性也是霍夫曼斯塔尔芭蕾剧《斯基罗斯岛上的阿喀琉斯》（AchillesaufSkyros，1926）所表现的主题，阿喀琉斯受母之命扮成女孩，能出色模仿女孩姿态跳镜舞，看见剑时却抢剑起舞，从而暴露其性别身份。

这说明，性别身份的伪装毕竟不能抵抗身心发展的自然力量，该力量的爆发在阿喀琉斯是通过剑这一男性武力的象征，在卢琴朵则是以情书这一表情达意的书面沟通媒介为契机。

通信过程中的心智发展并不局限于卢琴朵，同样涉及乌拉迪米尔。

他不仅借助情书往来得以充分感受和抒**感，而且由于误以为阿拉贝拉具有两面性——白天冷若冰霜，写信和夜晚时真挚热情，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与此相符。

通信对方的分裂假象映照出他自己的分裂实情，推动他的自我认识与反思。

或言之，男性形象的内心分裂体现于阿拉贝拉和卢琴朵这姐妹角色。

这不无讽刺地表明，女性人物内心是一致的，倒是男性形象暴露出分裂状态。

在乌拉迪米尔的读信过程中，信纸文字中的恋人形象逐渐取代现实人物，写信者作为阿拉贝拉的补充甚或对立面日益凸显出来，诚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库拉斯·鲁曼（NiklasLuhmann）所言，爱情是私密性的符码建构：“爱情作为意义的把握在其操作基础中针对另一个系统世界，通过执行并完成而改变它所观察到的。”

[6]情书书写根植于恋爱双方的内心亲和力，在沟通对话中引发对自我和对方的认识，培育出通信双方的精神共同体，具有超越性质。

平等双方在通信过程中逐渐建立沟通乌托邦，完成对自我和爱情幸福的追寻。

爱情的文字符号学与这一情感本身相辅相成。

由此可见，情书塑造并建构爱情的本质，孕育出爱情关系，可谓其述行行为。

法国文化学家罗兰·巴特指出：“爱情话语不是辩证的；它像连贯的日历一样不断变换，仿佛关于情感文化的百科全书。”

[7]爱情关系可以由情书引发，也可以通过绝情信被画上句号，《愚者与死神》中的克劳迪奥就是通过告别信终止爱情关系。

这封信没有被呈现于舞台上，而是由收信人——克劳迪奥被抛弃的女友——来加以间接描述。

她关于绝情信的回忆与之前克劳迪奥所展现的一札情书形成内容上的呼应和视角上的逆转。

先前是写信者自陈其情感与言辞的背离，这时是女友讲述绝交信如何使她伤心欲绝，并提到一封未写的信：

我本想写一封

告别信给你，没有抱怨，

不激烈，没有疯狂的悲哀；

只是希望你将我的爱和我

再一次缅怀

并泪流数滴，因为为时已晚。

我却没有写。

不。

写有何用？（GDⅠ294）

这句“写有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