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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与民族主义（第2页）

[14]最近数十年，涉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无不把语言当作一个分析视角，在“语言民族主义”

标签下，出现了大量著作，而影响最大的当属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其中描写欧洲民族主义兴起的那一章被命名为“旧语言，新模型”

（OldLanguages，NewModels），提示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基本思路：“民族的印刷语言”

（natiuages）或“以方言为基础的国家语言”

（vernaguages-of-state）乃是追索欧洲民族主义成长的主线。

[15]

如同“印刷语言”

一词所提示的，在语言民族主义主题下，一个重要的侧面是研究“书面语言”

或文字所扮演的角色（需要说明的是，将“文字”

视为“语言”

的分支，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并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详论参看本书第四章）。

英国社会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ErGellner，1925—1995）提出，农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文化的高度差异性，因为“这些社会根本不具备能力去实现基本普及识字，把老百姓纳入高级文化”

。

近代以来，以“识字”

为基础的“高层次文化”

的扩散，打破了传统社会上下层阶级的界限，才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形成。

[16]易言之，民族国家的建构离不开识字能力的普及。

与此相类，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1917—2012）也把“识字阶层”

的膨胀当成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和指标。

[17]

不过，学者们对于语言和民族之间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

在传统“根基论”

指导下的民族主义研究中，语言被认为是“民族区分”

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的“客观”

反映：不同的语言将人们区隔为不同的民族（至少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法国思想家吉尔·德拉诺瓦（GilDelannoi）尽管发现“民族国家通常并不是围绕着一门语言形成”

，却仍然指出：“语言是最稳定的要素之一，也是可以建立民族意识形态最实在的根基之一。”

[18]政治学家埃里·凯杜里（ElieKedourie，1926—1992）注意到，在民族主义传播过程中，“自然疆界”

常被等同于“一个由语言分布地图所确定的民族的疆界”

。

[19]

但是，晚近以来，将“民族”

视为主观性的构筑，在民族主义研究中越来越盛行，并发展成为“工具论”

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