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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与民族主义（第3页）

这种观点认为，不同人群的区分乃是人面对不同社会情境所做的选择，与其将其看作生物性和物质性的事实，毋宁将其看作一种社会生存策略。

[20]自然，在这种视野下，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区分民族的“客观”

标准，也就一变而为人们缔造、宣示与展现民族身份的创作素材。

尽管“工具论”

主要从资源竞争的角度出发，似乎给民族主义涂上了一层功利性的色彩，但相对于客观主义的“根基论”

，它倒更多地关注到了精神、欲望、情感和想象的力量。

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否赞同“工具论”

的取向，可以肯定的是，“民族”

及其一系列周边概念的发明和散播，正是“民族主义”

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普及的动力之一。

在此意义上，语言本身也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设的积极“创造者”

和“推动者”

。

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无论我们持“根基论”

还是“工具论”

态度，语言与民族之间是否具有明确的对应关系，都不存在一个不证自明的答案。

霍布斯鲍姆指出，“把人种—语言作为民族的定义，基本是19世纪晚期的一个发明——而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

[21]。

但也就在这个时期，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勒南（JosephErRenan，1823—1892）提出，民族并不建立在“种族、语言、物质利益、宗教亲近感、地理或军事的必要性”

之上。

[22]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世纪末奥匈帝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Herzl，1860—1904）的设想中，由犹太人组成的新国家“在语言上将采联邦制”

，每个人都可以讲他“被迫离开的国家的语言”

；而被禁止的恰恰是在东欧、德国等地犹太人中最为流行的“意第绪语”

——对赫茨尔而言，意第绪语乃是“囚徒宵小所用的语言”

。

[23]近年来，将语言和民族解纽的主张越发流行。

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杜加斯特（JacquesDugast）强调：“作品的语言和作家的民族属性这两个因素并不总是吻合的。”

[24]柄谷行人更是提出，语言或经济上的共同性不但“未必能够形成民族”

，反而“常常成为民族产生的障碍”

。

[25]许多人类学的实证性调查和研究也倾向于对此判断表示支持。

[26]

应该说，比起赫尔德等人的斩截断语，勒南等人的认知要更为复杂，更能贴近事物的本来面貌，但这也不能掩盖问题的另一面。

实际上，准确地说，语言和民族的关系并不单一，不同的情形同时存在。

在此问题上，任何一元论认知都是天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