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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与民族主义（第4页）

比起物质性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人们赋予语言的“意义”

，与“认同”

连在一起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因此，即使语言的疆界与民族的疆界并不完全吻合，也不意味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就不值得探讨。

即便反对把民族的内涵建立在语言之上，也反过来证明，对一个民族主义者来说，语言问题无法回避，他必须做出选择，而这进一步展示了语言民族主义概念的实际影响力；更何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语言和民族的对应关系，的确被视为天经地义，并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

比这些可见的层面更隐秘但也可能更重要的是，语言并不只是一个认同的“象征”

，它本身就“承载了一个群体或社会所由建立起来的价值”

。

因此，哪怕所宣示的是“同一种认同”

，不同群体也会选择“不同的语言”

。

[27]与此同时，有点貌似自相矛盾的是，语言也“无言地”

沉入我们意识的深处。

乔治·斯坦纳（GeeSteiner）曾用诗意的语言说：“语言整合了远古情感的反射和扭曲，整合了超越个体回忆的行为记忆，整合了集体经历的轮廓，如同天地轮廓一样微妙精确，在这片天地中，一种文明得以成熟。

一个外人可以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就像骑马的人可以掌握上马的动作，但他很难达到本地人不言而喻的下意识动作。”

[28]在此意义上，语言构成了一个群体的认同中最为幽深、曲折和日常的层面，在不动声色中决定了一个人的“身份”

。

如果借用梁漱溟（1893—1988）的术语，我们不妨说，语言建构了一个民族的“意欲”

（will）形态，并由此创造了不同的“生活样法”

。

[29]

反过来，语言也因此成为被管制的对象。

20多年前出版的一部精彩著作告诉我们，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正确说话”

不仅仅同“态度和礼貌”

相关，也同“社会权利”

相关，因为言语是“一个神圣社会的支柱”

。

这样，“管理口舌”

（gtheTongue）也就成了“家庭、邻里、市镇，甚至是帝国治理”

的核心工作。

[30]这种管理当然不是彼时彼地特有的事业，而一直存在于人类各个社会中。

比如，对印第安人来说，讲话方式、身体姿态等都和社会规范密切相关。

一位现代学者据此总结道，“社会化和社会管控，不仅在于说什么，也在于说话的方式”

[31]，显然具有更广泛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