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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与民族主义（第5页）

言说之所以成为管理对象，正因其背后凝聚着不同的“意欲”

取向。

在这里，语言又一次通过“日用而不知”

的方式形塑了认同。

对口头语言的管控虽然古已有之，但在传统社会，这种管控主要是通过家庭、社区等渠道进行的；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它主要作为政府行政治理系统的一部分，如“人口普查”

的范畴。

这使它更密切地和权力联系在一起，但也因此挑起了更多的争端，尤其是事涉民族边界之时。

[32]当然，大多数情形下，政府对语言的管理是日常性的。

面对一个复杂社会，国家要保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良好沟通，而对一个公民来说，这也意味着他必须熟练掌握官方语言，并且识文断字。

不过，这样一来，语言管理中就出现了两种相异动机的交锋：一种是“工具主义”

（ialism）的态度，意在提高语言本身的使用能力，无论这种语言被服务于何种用途；另外一种是“意识形态”

的态度，意在提升有利于实现某一特定目标的语言能力。

[33]对于后一种态度来说，语言是作为意识形态教化的手段存在的，一个人通过这种日常应用性质的微观教化，而被培养出某种特定的认同目标。

[34]这样，语言不仅是认同的表述，也通过表述创造认同。

不过，我们也不能仅仅从管理和控制的角度思考国家这个政治体和语言的关系。

至少，在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看来，问题就要复杂得多。

根据爱尔兰哲学家菲利普·佩迪特（PhilipPettit）的诠释，在霍布斯看来，首先，是“语词的发明”

将人们拉入了纷争之中，但是，语词也为人们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能，“使得人们可以缔结契约以实现联合”

，这就是国家的诞生。

国家“不仅建立了一种共同的理解与协调，而且也创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的空间——其中，人们可以给予他人语词，并通过将自己置于制裁的威胁下而赋予语词以可靠性”

。

语词为国家提供了“秩序”

，而国家也是“语言所赋予人类的积极能力的重要助推者”

。

[35]语言在政治权力之下，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相，除了被控制之外，它也存在着驯化权力的积极可能。

上面的论述大多取材于欧洲，这是因为欧洲是语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和现代政治的发源地。

但这些并不仅仅是西方社会的问题。

实际上，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与反殖民运动的兴起、民族主义理念和实践的扩散，这一旋律也在世界各地回响。

[36]欧洲以外的语言民族主义当然主要还是追随欧洲“现代性”

的结果，可这并不等于说，欧洲经验就可以覆盖和替代其他地区的故事。

[37]由于每个国家的“建国”

过程所面临的族群、历史、文化条件的差别，这一旋律在扩散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变奏，使得语言民族主义的含义不断增加。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国语运动就是这些变奏中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