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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研究诸面相（第5页）

。

但这些新词汇不能被当作不同语言的对等词的“翻译”

，而是“兼具中外于一身”

的建构，实际是在不同语言间“创造”

了一种“假设对等关系”

。

[71]把这一认识与何伟亚的论断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这种“假设对等关系”

内部隐含着一种特殊“暴力”

。

然而也应提醒的是，语言“战争”

绝非单向暴力，在很多情形下，抵抗与屈从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而刘禾似乎过于强调了西方文化在“翻译”

过程中的霸权位置，低估了中国人抵抗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不过必须承认，她的论述为我们处理“翻译”

的政治性和国语运动的“跨语际实践”

属性提供了启发。

最后一种倾向是对国语运动的措施与实践的考察，其中既包括官方的举措，也包括民间的努力。

就目前看来，我们对此问题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宣言、决议、法律、文件、条令、规程的发布及各种宣传运动方面；对于它们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的具体落实情况，就不甚了然；至于民众如何理解它们的意义，又做出怎样的应对，则基本处于认识盲区。

[72]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应是将眼光下移，更加贴近“基层”

，充分考量各种实际因素及其运作方式，并通过对各种微观和动态话语情境的工笔细描，来理解其多元意义。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学术理想。

不过，既存研究中也有一些成果，为下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尤以下面三个论题最为重要。

一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包括政府在内）对方言及方言文化的“压迫”

。

在这种脉络下，国语被视为权力的倾轧工具，而其背后通常有一层非常具体的含义：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斗争。

[73]第二个论题是国语运动和边疆建设、民族政策的关联。

中国是个多民族共生的政治体，不同的民族在国族建构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在此论题下，语言民族主义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74]第三个方面是国语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开展，目前以台湾最受注目，其他地区也在逐步进入研究视野，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成果的平面描述多过细致辨析，且很少考虑“地方性知识”

的作用。

[75]

通过上面的粗略描绘，我们不难想见，近些年来，语言是怎样激发了研究者的学术热情。

就总体情况看，以词汇和概念的研究最为丰富（除了前文所谓词汇史和词语文化史之外，其他各种研究路径也多聚焦于此），其他语言文化现象的讨论则相对较少，至于“语言”

在历史中具体扮演了何种角色，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了历史进程，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讨论（其中不乏语言学家的努力），但仍留下大量可以开垦的空间。

实际上，到今天为止，黎锦熙、德范克的著作仍是我们了解中国国语运动的基本参考书。

继踵其后，拓展知识疆域，乃是后学无可推卸的职责，亦是本书奢望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