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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研究诸面相（第4页）

的国家，在历史上就一直和中国存在频繁且密切的交流，形成了不少可以在彼此间流通的文化因素，其中又以汉字和儒家经典为共同的管道。

正是这种情形，造成了沈国威所观察到的现象：“近代新词的形成并非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之内的事件，而是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如何用‘汉字’这一超语言的书写符号来接受西方新概念的问题。”

[64]不过，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鲜明，甚至可能更重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几个国家在相似动因的刺激下，先后开展了语言文字变革运动，而它们所针对的正是构成其共同传统的汉字。

[65]用滨下武志的话说，这个问题涉及近代东亚和东南亚诸国历史的核心：代表“文化中心”

的“中华”

和代表“现代国家形式”

的“中国”

之间的“相互碰撞”

。

[66]在此视角下，对汉字的处置就是对“中华”

秩序的处置。

但即使在这个一起拆解共同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东亚、东南亚诸国仍是彼此启发、相互推动，“互为背景和资源”

[67]，具有明显的联动关系。

当然，“同”

中仍然有“异”

：对“中国”

来说，“中华”

的意义和它对其他诸国来说完全不同；而日本、朝鲜、越南也各因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情境，采取了不同的取舍策略。

从比较视野观察东亚、东南亚诸国共同的以及各自的语文改革运动，应是值得花大力气考求的。

与上述第四、第五两种路径皆有关系的，是考察“翻译”

在现代汉语形成中的作用。

最近若干年，国外学者对“翻译政治”

的研究兴盛一时，其中也不乏对中国的关注，但仍属凤毛麟角。

[68]何伟亚（JamesL.Hevia）曾指出，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一种通过另类手段进行的战争”

[69]。

尽管他关注的是帝国主义怎样通过“翻译”

形塑中国，但也提示了国语运动中一个可能的面相：如果外力对于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是无法忽略的，那么“翻译”

就是国语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国语运动也就成为一个“另类”

的战场。

[70]可是，这意味着什么？“战争”

在何种意义上发生？胜负如何？

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了刘禾的“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practice）理论。

她把现代汉语新词汇的创生放在汉语“与外文词语的跨语际交流”

中来理解，指出这些新词汇的目的乃是“同时表述和取代外国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