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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研究诸面相（第3页）

而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白话文就常常被叫作国语，在不少情况下，二者成为可以互换的词汇（详后）。

然而，从历史发生的轨迹看，白话（白话文）和国语、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具体勾连是什么，却一直停留在“想当然耳”

的阶段。

直到最近几年，这些问题才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对它们的讨论，既深化了我们对国语运动的认知，也为白话文运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57]

四是语词文化史的探讨。

中国近代语文变革的一个最直观表征，就是大量“新名词”

的涌现，或如井喷爆发，或如细水长流，而始终持续不绝，从根本上改变了汉语的面貌。

最近十多年来，探讨这一现象的著作大量面世。

[58]与语言学家的词汇史研究不同，这些成果更侧重政治、社会、文化视角。

从理论来源看，它们受到多种学术思想的启发与影响，如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H.Williams，1921—1988）的“关键词”

、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德国的“概念史”

等。

[59]一般说来，这些研究意在借助对词汇语义流变轨迹的描摹，追踪一些重要观念或知识的变化迁移过程，与本书立意不同；不过，大批新语词对现代汉语的形塑，既是国语运动的背景，也是其组成部分（如本书第八章和第十章的研究所揭示的，今日的“方言”

和“国语”

这些词汇本身就是新概念），细致勾勒它们的来源与流变，有助于对本书论旨的深化。

实际上，如果语言对认同的建构深入“价值”

层面，那么，语言中的每一个细小变化，也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刷新其使用者的认同取向和结构。

[60]在此意义上再去思考“新名词”

出现的历史后果，对此问题想必会有更深入的洞察。

第五种取向是把国语运动放进国际视野中，透视其来源和影响。

现代汉语变革的主要动因是西学东渐，其实际发生过程，更是受到日本因素的直接影响。

离开“国际动力”

，它也许根本无从想象。

对此，学界早有注意，至今已积累大量成果。

[61]但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比如，凯末尔（MustafaKemalAtatürk，1881—1938）在土耳其推行的文字改革，就曾被致力于类似使命的中国人反复提及，然而至今也还缺乏一篇翔实的论文。

[62]当然，强调国语运动的外力因素，并不意味着把现代汉语的演变完全化约为外来现象。

沈国威教授指出：“外来词语在融合进目的语的过程中要进行体系上的调整、重组，每一个词都必须成为词汇体系中的一员。

在重组之后的词汇体系中，外来词在意义、用法、价值取向上都反映了本语言的特点。”

[63]这种“归化”

当然不限于词语层面。

不过，外来因素究竟如何“中国化”

，仍需细致描述。

另外，语文改革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仅以东亚和东南亚来说，日本、朝鲜、越南等被视为“汉字文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