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国语运动小史（第5页）

至于其结果则不无反讽意味：竞争也包括了斗争，反对之中包含了利用。

通过这种辩证关系，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互相烘托，荣损与俱：20世纪40年代国语运动的复兴，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刺激有关；而在50年代中期，随着国语运动的终结，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国语运动的结束，并不等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完结，相反，无论就目标、内涵还是具体主张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语文改革，和民国时期的对应行动具有明显的相似性：1956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1960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

普通话代替国语、汉语拼音取代注音字母，具体的变化主要还是技术层面的，相对说来，政治宣示的意味要更加重要。

不过，这已超出本书的范围。

一个新时代降临了，应该有一本新著作来描述它。

通过上面这样一个粗略的勾勒，现在我们可以试着来回答一个问题了。

陈平教授曾指出，即使在欧洲各国，“语言的民族属性标记功能”

也是不同的。

德国、法国更为明显，英国和爱尔兰则较为弱化。

他同时强调，语言在中国民族主义建设过程中并未被奉为“中华民族的认同标记”

，因此，“语言的民族性及民族身份认同功能”

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中国人“基本上是从单纯工具论的角度看待语言文字问题，较少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化的成分”

。

[94]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将国语运动放在“语言民族主义”

的范畴下思考呢？

我的看法是，强弱多少都是比较性的概念，即使是在“语言的民族属性标记功能”

相对较弱的地区，也不等于它就完全失去了这一功能。

事实上，语言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颇具特色，重要的是将此特色呈现出来。

易言之，在中国，语言的“民族属性标记功能”

及“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化的成分”

不是不存在，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参看本书第八章）。

的确，对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工具论”

意义相对更为突出，但早在这件“工具”

的制作过程中，政治成分就已经悄悄渗入，至于其使用过程，就更不要说了。

因此，如果把“语言民族主义”

看作复数概念，中国国语运动仍是其中的一支，其基调并没有太大改变——其特色当然也不容低估（这正是本书的主要议题之一）。

另外，从“现代化”

角度来看，我们更容易看到语文改革和政治、社会、文化整体变动之间的紧密扣合——在这里，语言既是工具，又是内容，还是动力。

[95]总之，国语运动所牵动的绝不止语言文字本身：它是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一部分，也配合着这个变革，调动了各种社会资源，还在其他领域引发了一系列后果。

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缩影。

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20世纪中国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变量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