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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语运动小史（第4页）

1938年，国语推行委员会曾在陕西城固短暂地设立过一个临时办事处，旋将工作并入其他机构。

[89]但是，随着抗战的深入，进行国民总动员的需要日益迫切，国语运动的重要性再次凸显。

国民政府意识到，无论是“普及教育”

还是“团结民族”

，均“有待于国语教育之推行”

。

[90]在此情势下，1940年7月，国语推行委员会“扩大组织，调整工作”

，召开第二届大会。

[91]国语运动再次上马，立刻开展多项业务，如设立国语师资训练班、指定高校开办国语专修科、举行“国语运动周”

等，将国语运动再次推向**。

从政策发布层次来看，这些活动一般都能达到市县一级（尽管实际效果未必理想）。

国语运动内部争执的平定，并不意味着思想界在此问题上的意见达成了一致。

相反，20世纪30年代开始，战火再次燃烧：一批左翼文化人向新文化运动以来语文改革的成果发起总进攻，文体方面有“大众语运动”

，文字和语言方面则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

。

大众语运动抱怨白话文欧化过度，难于为普通民众所了解，已经沦为“新文言”

，呼吁采用真正的大众口中的语言来写作。

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或称“中国话写法拉丁化运动”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新文字运动”

等）受到苏联拉丁化政策的影响[92]，明确提出反对国语运动，指责后者强迫各地民众放弃方言去学“北平话”

，也强迫少数民族去学汉语，表明国语运动乃是为“官僚”

阶级服务的；相反，他们推崇的是“普通话”

（详见第七章、第十章）。

在文字方面，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以废除汉字为最终目标，并提供了一套新的拼写方式，不但不标声调，而且主张按照方言区制定方言拼写方案。

这些方案在国统区的左翼青年中甚为流行，在延安等地更是得到大力支持。

国民党方面，除了抗战初期有条件地允许拉丁化作为“纯学术”

的“研究”

对象和“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

存在外，多次禁止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推广。

作为对治之策，国民党加强“推行国语国文之教育”

，包括注音识字、国语罗马字等，作为“扑灭”

拉丁化的手段。

[93]

尽管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具体主张，多数只存在一些技术性差异，有些区别甚至微不足道，但出于政治立场，双方的竞争一度非常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