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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6页）

不过，持续十年之久的研究，对我而言早已成为一场疲惫不堪的跋涉，现在有个歇脚机会，我又何乐不为？

[1]RoyPorter，“IntroduPeterBurkeandRoyPortereds.，Language，Selfay：ASocialHistoryandLanguage，Cambridge，PolityPress，1991，p.1.关于语言社会史研究的通论性概述，一个较为简明的文献是PeterBurke，“IntroduPeterBurkeandRoyPortereds.，TheSocialHistuage，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1987，pp.1-17.值得一提的是，彼得·伯克不但是语言社会史的积极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者，他的研究中《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李霄翔、李鲁、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与本书论题关系最为密切。

[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语言的牢笼》（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合刊本），钱佼汝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不过詹姆逊的说法具有结构主义的思想背景，我的意思要更为宽泛一些。

[3]韩礼德：《语言与社会》，苗兴伟、董素蓉、赵卫译，1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布尔迪厄主要强调的是被统治阶级在话语上的无力：“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用途”

所具有的“强制合法和审查作用”

，使得“被统治者的发言人”

也不得不将它们“默认为政治观点的合法表达方式”

。

对被统治者来说，这种语言实际上“剥夺了它被认为要表达的说话人的经验”

，甚至使得发言者远离自己的阶级所面对的“问题”

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体验”

。

详论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下册，刘晖译，731～7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5]韩礼德：《语言与社会》，15、6页。

[6]埃德蒙·R.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对克钦社会结构的一项研究》，杨春宇、周歆红译，7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这里涉及语言学家关于语言和认同关系问题的争论，可参考大卫·伊文斯的概述（DavidEvaiesofLanguage”

，inDavidEvansed.，Languageay：DistheWorld，London，BloomsburyAcademic，2015，pp.15-34）。

伊文斯本人则将语言视为一把双刃剑。

在他看来，通过在“他们与我们”

之间竖起一道界墙，语言就将人们的认同“局限”

在了一定的范围内；但它也会“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

，使人们得以“跨越界线”

，从而也使得认同获得了“解放”

。

（参见他在前述书中“导言”

里的论述，第4页。

）

[8]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乌托邦观念在西方的衰落》，见《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4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9]ToandardEnglishaiguage，Basingstoke，PalgraveMa，2003，p.56.

[10]试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Anderson，1936—2015）的一段描述：“几百年间建起来的多语种大帝国，一个接一个地解体了——那广袤的区域一度受治于伦敦、伊斯坦布尔、莫斯科、马德里、里斯本、海牙、维也纳、巴黎，甚至亚的斯亚贝巴。”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远距民族主义》，见《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7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请注意“大帝国”

前边的“多语种”

这个修饰语。

[11]KyraGii，Emotions，LanguageayinsofEurope，London，PalgraveMa，2014，p.103.此书将捷克的语言民族主义追溯到17世纪初，详论见第103～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