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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8页）

[34]这方面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例子，是维克多·克莱普勒（Viperer）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印芝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5]菲利普·佩迪特：《语词的创造：霍布斯论语言、心智与政治》，于明译，148～1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启蒙运动时期的另一些思想家则强调语言和“社会”

的关系，他们把“社会”

放在“国家”

之前。

参见约翰·罗伯逊（Johson）：《启蒙运动的再思考》，关依然译，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38页。

[36]本书虽然关注的是语言民族主义，但语言统一并不只是民族国家的特有问题。

周锡瑞（JosephW.Esherick）等提出，在15世纪的西班牙，语言已是“帝国得心应手的工具”

。

（JosephW.EsheriKayaliandErig，“IntroduJosephW.EsheriKayaliandErigeds.，EmpiretoNation：HistoricalPerspeakingoftheModernWorld，Oxford，RowmanandLittlefieldPublishers，Inc.，2006，p.3.）杜赞奇（PrasenjitDuara）也指出：“在伊朗，波斯语一直就是历史上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准则。”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导论，12～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法国大革命的语言观亦受到此前天主教教会观念的影响，参见DavidA.Bell，“Lingua，Populi，LinguaDei：Language，Religion，andtheinsofFreionaryNationalism”

，TheAmeriHistoricalReview，Vol.100，No.5，1995，pp.1403-1437.

[37]早期较有影响的研究包括KarlW.DeutsandSouniInquiryiionsofNationality，Cambridge，TheMITPress，1966[1953]；JoshuaA.Fishman，CharlesA.FergusonandJyuptaeds.，LanguageProblemsofDevelopingNations，NewYork，JohnWileyandSons，Inc.，1968.

[38]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224～2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学者不赞同把“民族主义”

视为一种单纯的“近代”

现象，而要在传统社会寻找其踪迹和根源。

葛兆光教授认为，在宋代，与“自我中心的天下主义遭遇挫折”

同时，“自我中心的民族主义开始兴起”

。

他视此为“近世民族主义”

的“远源”

。

（葛兆光：《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见《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131～1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与此思路相类，梅维恒（Viair）把现代国语和白话文追溯到中古时期的佛教翻译及变文传统。

（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王继红、顾满林译，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58～4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这些追溯性的思考当然有其道理，不过，比这些古今相似性更重要的是，19世纪末以后中国人“自觉”

地向西人学习民族主义，已经使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同意里亚·格林菲尔德（LiahGreenfeld）转述的一个看法：一个思想传统的“特征”

并不一定体现为它具有任何独一无二的“组成元素”

，它们都可能在其他思想传统中被找到，可是，当这些元素被某一“统领性的观念”

汇集起来，“形成独特的格局”

，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在其他任何布局中都没有的意义”

。

她主张，民族主义的特性在于它的“思想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