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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9页）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王春华、祖国霞、魏万磊等译，导言，2页，注释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这提示我们，重要的是观察“特殊的格局”

而不是其组成“元素”

：由于“民族”

这一“统领性”

概念的引入，许多古已有之的元素发生了“化学反应”

，最终形成近代“民族主义”

。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前近代的“类民族主义”

现象，正是它们为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根基（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必然会导向“民族主义”

）。

这两个（或许还有更多的）历史层次如何互动，应是今后特别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事实上，“族群象征主义”

就认为，现代民族是在前现代的集体文化认同语境中兴起的。

详论参见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D.Smith）：《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叶江译，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9]任公（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见《清议报》第95册，1901年10月22日，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40]赵炳麟：《民族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见赵炳麟著，余瑾、刘深校注：《赵柏岩诗集校注》，153～154页，成都，巴蜀书社，2014。

[41]中国现代语汇中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民族”

概念，一个是在“中华民族”

的意义上而言的，另一个是在今日所谓“五十六个民族”

的意义上而言的。

为区分起见，本书将前一意义上的“民族”

统称为“国族”

（但“民族国家”

一名仍保持原貌），而用“民族”

称呼第二种意义。

不过，若不是特定针对中国而发，以及在“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等表述中，就仍沿用习见的“民族”

一词。

[42]语言学家陈力卫教授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很有价值，参见陈力卫、曹南屏：《历史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和越界——陈力卫教授访谈》，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155～160页。

[43]黎锦熙：《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见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61～17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国语运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通史性质的著作或资料，还可以参见方师铎：《五十年来中国国语运动史》，台北，“国语日报社”

，1965；PeterJ.SeyboryKuei-kegeds.，LanguageReforminentaary，NewYork，M.E.Sharpe，1979；方祖燊：《国语运动简史》，见《方祖燊全集》第6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何九盈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潘悟云、邵敬敏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主要是对语言学学术史的讨论，也极具参考价值。

[44]黎泽渝：《黎锦熙先生年谱》，载《汉字文化》1995年第2期，55～62页。

曹述敬：《黎锦熙先生著作目录系年》，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2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