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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与富强（第7页）

本是中国学人用来攻击对手的传统武器之一，在切音字运动兴起的时代也还如此。

但问题是，此时的文字已不被视为“学”

（详后），切音字运动又是专为所谓“下流社会”

说法的；更重要的是，其时国人的心态在兵战、商战及学战的全面压力下，也已发生一些质的改变。

杨琼指出，学习汉字费时过久，“此在古世，事物简单，自应尔尔。

若至今世，事物复杂，竞争又复剧烈，而欲执此以求新学问、普教育，是犹策蹇驴以蹑飚景，其何能及事！”

[44]1910年，程先甲（1871—1932）等45人联名陈请资政院用“简字”

教授官话的说帖，劈头便云：“自帆桨易而汽船，轮轴易而汽车，梓板易而铅印，凡以言其捷也。

中国文字一途，尚无至捷之方以应世变，此所以雅步而屡蹶也。”

[45]说帖作者把文字改革视为整个社会生活快捷化的必然结果，而这自始就是切音字运动的明确意识之一。

卢戆章为自己的方案取名《第一快切音新字》，蔡锡勇的作品以《传音快字》为题，其他各种方案也把“快”

“捷”

等字眼作为宣传的重点，均提示了这一时代吁求的存在。

平田昌司提出，马建忠（1845—1900）早在1882年就已向李鸿章提出统一语言的重要，应是清末“最早向朝廷提出口语标准化的要求的”

。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问题是随着军事现代化的进程而暴露出来的。

马氏注意到：“朝鲜之役，南、北洋师舰相遇，且不能以旗号通语，更何望其合操布阵。

南、北洋不能一律如此，而他省可知矣。”

[46]这个例子生动地表明了中国近代语文改革与社会变动的关联。

而在王炳耀的《拼音字谱》一书中收有《电字说》和《军字说》两篇文章，尤可看出整体社会生活风貌的变化与切音字运动的互动性关联。

前文谓，汉字“各具数音数义，且多同音别义者，用作电字，诚不易易”

，即使电报学堂采用的号码法也很烦琐。

“此由字学之难也。

倘用拼音新字，电报字母即能成字，两处可省检查之烦。

纵有同音别义之字难分，然接电者全句读之，必知当用某字。”

后文云，汉字“作形”

，用在战争中，“示意其难，与电报字等。

用此新字，昼则以旗，夜则以灯，遥示字母。

对者见形，一人报字，一人挥写，远达军情，此法简便”

。

[47]同一时期，汪康年（1860—1911）和他的朋友们也在试图创造一种通信用的“密码”

，虽其意未必在改革文字，但思路和语境都有相通的地方。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