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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第2页）

的自信，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传教范围，为中国提供一套新文字的意识已经破土而出。

对于丁韪良来说，这还只是一个“想像”

；到了19世纪晚期，西人的信心大为膨胀。

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富强经验时说：“各国将埃及古字改用罗马新字，使读书者较为快捷。

乃后又用各国方言教民，不用罗马文字，更得教民之便法。”

[54]虽未明言汉字问题，而埃及古字亦“象形字”

也，不如拼音字使用方便，彰彰明矣。

韦廉臣（AlexanderWilliamson，1829—1890）则说：“中国文学礼仪，悉遵古昔圣贤所遗之法，实有大益于后。

但此事如童蒙然，年既日益长大，学亦须日益广博。

国之制度既已日增，文学礼仪岂不须加益乎？”

他特别提到：

读书者文理最难，可否减去文字？如西国千余载，人之所读者惟罗马文字。

纵百姓蒙昧，各处通行，同风一道至后，学生亦专心学道。

今中华士人当尽心考试万学，勿悉遵古制，即当变而通行今有之学，如国政、天文、地理、格学、医学、化学、植物学诸要事。

[55]

此段话较为费解，细绎其意，似乎是说：为了扩充中国读书人的知识面，应“减去文字”

；所谓“减去文字”

，就是改为像罗马字一样的拼音文字。

这样，可以降低识字作文的难度，便于开启民智。

[56]

1892年，李提摩太等发起在各省设广学分会，拟订76道论题，其中一道就是“中西文字之益比较”

。

[57]这还比较含蓄。

到1897年，他就老实而不客气地表示：“中国自海禁大开，内地人得与泰西各国往来，其间能通西国语言文字者颇不乏人，习见泰西文字之易学，而后知中国文字之繁难。

读书者费十年之功，而犹不能尽识群书之字。

且形体杂出，不同泰西以字母拼成，有一定不移之法。

此中国文字之所以难也。”

[58]另一位传教士花之安（ErnstFaber，1839—1899）的批评更为直接：

夫华字不过四万余耳，而本体变体、本意变意、本音变音，既无以穷其源而寻其据，则无不错讹也；或有音而无字足以达之，或有意而无字足以贴之，则不无缺略也。

而欲恃此以穷格致穷理之学，必不能深入精微。

至其音异意同而极无谓者，则又如有足字复加脚字，有首字、目字复加头字、眼字，增华踵事，尤为厌烦。

盖既有此字，则何必复加彼字？此以知中国之字，半多苦人之具而无用者也。

而西文虽字音多变，然皆“一字一音，有条不紊”

，自然简便许多。

[59]

意符字和切音字孰难孰易，恐怕主要还是依赖于人们的习惯和感知，并没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标准。

传教士说汉字难学，是实话实说。

一位留日学生郑东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