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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文合一的文字观（第2页）

，然大旨皆“以音求字，字即成文，文即为言”

，故“无烦讲解，人人皆能”

。

[101]这几句话非常简要地概括了切音字运动的文字学目标，即音、字、文三者合一而又以音为准。

后来陈虬也说：“本来造字传音，用场在音”

，切音字的原则就是“寓音于字”

。

[102]这和林辂存所说“以音求字”

一样，揭示出“声音”

在切音字运动诸子心目中的核心地位，与中国重“眼学”

而轻“耳学”

的传统截然相反（参看第四章）。

在这种逻辑下，蔡尔康（1851—1921）的言论也就丝毫不觉突兀了：

泰西以声音成字，故识之也易。

中国以意义成字，故识之也难。

难易之殊在于字，智愚之判中于人。

仓颉造字之初以智人也，岂料有易于吾者，人智而形吾之愚哉？夫以愚责华人，鲜不色然怒。

华人固多智者矣。

然试平心察之，吾华男女百人中，识字者有几？识字百人中，通字义者有几？通字义百人中，著书立说者有几？则不必远究某某国若干兆人，识字者若干兆人也。

华人将自叹其愚之不暇，尚暇怒乎？[103]

文字形态关系到民族智愚，文野之间，只争一“字”

。

蔡尔康说得理直气壮，至少在他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不过，那时候跟着章太炎读书的钱玄同便不这样认为。

1906年，他在日记里说：“中西文之难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

不过西文有二十六个字母，此中国所无耳。”

但中文也有优长，于“同类之名词，类皆以其物之总名为偏旁，而右旁之字则取谐声”

，故“睹其偏旁而可以知其为何类之物，睹其右旁之字而可读其音也”

。

西文则“字各为字，各不相侔”

，难以会意。

“惟中国音学久废”

，若能重振，“则中文较之西文未见其为难也”

。

[104]钱氏所云主要是形声字，“偏旁”

即今日所谓形旁，“右旁”

即今日所谓声旁。

按其思路，汉字有声有形，音义俱全，实际极是先进，唯“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