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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文合一的文字观（第3页）

失传已久，故声音方面的长处没有发挥而已。

不过，这仍是赞同汉字在“声音”

方面失了分。

有类似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1897年10月20日），孙宝瑄在日记中说，朱一新（1846—1894）的《无邪堂答问》考据极精，“惜狃中国旧见”

，谓西国文字以耳治，中国文字以目治，“以目治者难而可久，以耳治者易而辄变”

，故西人旧闻“不尽可稽，反不若见于中国史籍者之可据。

此尤武断”

。

[105]朱氏是当时有名的“守旧派”

，虽然强调眼学优于耳学，却也无意中认可了象形字难、切音字易的结论。

沈学也提到了时人的类似议论：“有曰：切音易于写读者，理也。

独象形目治，切音耳治。

目治无耳治之广远，耳治无目治之恒久，利害相抵也。”

[106]这一看法认为，象形与切音各有利弊，其立场处在钱玄同、朱一新和切音字运动者之间，但在切音字易于读写这一点上，三方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看法之流行，由此可见。

切音字运动以言文一致为目标，也是和其时方兴未艾的白话文运动相一致的。

尽管力倡白话文的裘廷梁对于切音字有点不以为然，但这两个思潮皆以文言关系为思考出发点，具有明显的理论亲缘性。

1906年，蔡元培为北京译学馆乙、丙两级学生教授国文时说：“国文之书，亦无论其为科学，为文词，诸君试取而为他人解说之，果能一字不易乎？又试诸君以己所演说之语，执笔而记录之，又能一字不易乎？皆不能。

则以诸君所语者，今之语；而所读所记，则皆古之文也。

是亦译也。”

他指出：“文词者，言语之代表，言语者，意识之代表。”

言语表述意识，已经是一次翻译，唯“此中外之所同也”

。

至于“由语言而为文字”

，乃是“再译”

，就是“我国之所独”

的事情了。

[107]

如果说切音字运动是站在不识字的民众立场抱怨言文分离的话，蔡元培这里就是站在读书人立场上的批判。

这里应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文言的人最喜欢说文言是对白话的“翻译”

，所以文言与实际的思想又隔了一层。

在这一论点上，蔡元培已早着先鞭。

并且，他所谓“文字”

是对“语言”

的翻译者，其实也就是马体乾所说的“笔成口舌”

：切音字和白话文，层次不一，立意无异。

事实上，这一论说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并不仅限这两项。

1913年，广西的蒙启谟等人提出：“文字本语言之符号，文字从语言中来，非语言从文字中来，故定名曰国语，不曰国文。”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他们明确提出：“国语中分文言、口语之二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