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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字与进化（第1页）

四、文字与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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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文字作为“器”

的性质，既和当时学术界对于学要“有用”

的思考有关，也揭示出社会进化论对此运动的影响，而这又绝不止于用的层面。

1895年，康有为指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

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

人事趋于巧变，此天智之自然也。

以造文之始，必多为笔墨形象，而后其意始显；及其通用，但使为记号而已可共晓。”

他还征引郭嵩焘的见闻，说西人“三千年前古文字，皆是象形，与中国钟鼎略同”

，而今日则“以音纪字，至简者也”

。

[124]这一看法被世人广为接受。

其弟子梁启超说：“凡符号之优劣有一公例，即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反是则为劣也。

……故凡野蛮时代之符号，必繁而杂；凡文明时代之符号，必简而整。”

[125]劳乃宣也说，文字进化与社会进化恰相反，“人事降而愈繁，则文字趋而愈简，自然之势也”

[126]。

为王炳耀书作序的温灏亦提出：“唐虞三代之时，文字尚简，故治亦极盛”

，至秦汉之后以迄宋明，“文愈繁，则治亦愈衰”

。

[127]

这一进化的标准也出现在清季的白话文运动中。

刘师培（1884—1919）引“英儒斯宾塞耳”

之言说：“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

此所谓“退化”

，“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

，在社会立场上，仍是进化。

由此以观中国，上古时期“印刷未明，竹帛繁重。

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

；降至后世，文字渐多，文辞益浅，正遵循“由简趋繁”

的“天演”

之例。

“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

[128]这样，就如同“言文一致”

的观念一样，进化论也同时为文字和文体的改革设定了方向。

康有为指示文字演变规律，乃是从中国历史上找例证，提示汉字亦在向“记号”

的方向走，无疑意在强化切音字的说服力。

与他持相近看法的人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