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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字与进化（第3页）

[133]

这种“实证研究”

对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吸引力。

如同康有为一样，王炳耀也表示：“泰西之文，初或起于象形，终则归于拼音。”

[134]西人在进化之路上既已先行一步，具有示范作用，而拼音又是文字发展的趋向，还有何疑义可言？其弟王炳堃更进一步发挥道：“天下各国，惟中国与埃及开文运为最早。

夏商之世，亚欧二洲尚属草昧，而中国与埃及大启文明，以二国之字相近也”

，俱“起于象形”

。

可是早熟也未必就好，导致“中国字学繁琐，失之为史”

，与非洲部落无文的“獉狉之族”

一样，实际“皆非中道”

。

王炳堃认为，“文网之密，字学之繁，实为致弱之基。

埃及不振久矣，中国亦近为外国凭陵”

，其故在此。

此一情形，不得不令人慨叹：“夫中国之所以得成为中国者，在于文字；而中国之所以仅成为中国者，亦在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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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堃虽未明言得中道者为谁，然答案已在不言中。

如果结合王炳耀的论说，其意实际是：中国与埃及虽是发展最早的文明，但是由于文字不进化，仍保持最初的象形状态，也就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势必要被淘汰。

卢戆章亦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天朝自四千五百余年前已有文字书籍，立国最早，素称为文墨之邦、礼义之国，鄙中国外为四夷。

然天运循环，五十年来，西人反讥中国草昧未开，民多不识字，屋宇道路不修，官尚捐纳，文尚巧搭，武尚骑射，女尚缠足，**祀遍国，而鸦片、花戏、迎赛、乞丐尚未禁止。

噫！

吾天朝岂甘受西人之讥诮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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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甘受”

并不等于“西人之讥诮”

没有道理，相反，正好是一语中的。

很明显，卢戆章、王炳堃的看法与前引韦廉臣、都戈拉斯等人认为中国文明尚处在“童蒙”

状态的看法如出一辙。

这其实是西方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在《历史哲学》中的断言]，再次证明了切音字运动中“西人”

视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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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古埃及也曾使用象形字，并不必然可以得出中国文字落后的结论。

王韬（1828—1897）就曾说：

仓颉造字，前于唐、虞，其时欧洲草昧犹未开也。

即其所称声名文物之邦，如犹太，如希腊，如埃及，如巴比伦，如罗马，所造之字至今尚存，文学之士必以此为阶梯，所谓腊顶文、希利尼文也。

然中国之字，六书之义咸备，西国之字仅得其一偏，谐声而外，惟象形而已。

埃及字体散漫，其殆古所称云书而云名者欤？

故中国实乃“天下之宗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