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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就国民（第1页）

一、造就“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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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已言，切音字运动直接受到“学战”

观念的影响。

这一观念不仅意味着改革着眼点从器物转向文化，也意味着其所动用的人力资源的改变。

如果用传统术语来表述，“学战”

所面临的局面近乎顾炎武（1613—1682）所谓“亡天下”

。

“有亡国，有亡天下”

，二者“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之事责在上，“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一旦危机到了“亡天下”

的地步，就必须全体动员，“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

[1]自然，19世纪西力东渐，并非“仁义充塞”

，不过，从理想秩序的角度看，“亡天下”

即“亡文化”

，在时人眼中，二者之危急程度也差不多。

事实上，切音字运动强调识字者的多寡攸关国家命脉，就提示了非常类似的思路。

王汎森教授已注意到，戊戌年前后，思想界对于“民”

和“民权”

的观念已经表现出浓厚兴趣，围绕着这些概念出现了各种论争。

[2]切音字运动的发轫与此时间大体一致，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气氛的变化。

庚子年以后，国人对清政府的救亡能力进一步感到失望，思想界的目光也不得不从官员和上层士大夫转向民间。

同时，“主权在民”

的政治观念和“国民”

概念广泛传播，民众在思想言说中的地位迅速提升，也直接推动了切音字运动的高涨。

“国民”

一词在理论上是包括全体国人的，唯思想界对此概念的具体运用则往往多落实在与“官”

相对的一面，略同于过去所说的“民”

；而在“民”

之中，又侧重于与“上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