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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就国民（第5页）

。

中国实际上“不患无上等教少数人之教育，所患者无教多数人之教育耳”

。

那么，“何谓教少数人之教育？汉文、西文是也。

何谓教多数人之教育？以语言代文字、以字母记语言是也”

。

[10]

王璞、何凤华等在此触及了清季教育改革中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兴办学校固然是振兴教育的重要手段，但收容学生数目有限，则仍只成为“少数人”

的教育，离“普及”

的大目标尚远。

类似的言论在其时倡导教育普及的人士中经常可以看到。

1911年，有人在《申报》上说，中国“现行之新教育”

实“一部分之教育，而非全体之教育也。

富人之教育，而非贫民之教育也”

。

不信请“试观各处初、高两等小学，其入学子弟非尽上、中两等，而下等者绝无仅有乎？但一国人民以下等者为最多。

群最多数之无智愚民充塞国中，试问社会文明何能进步？工商事业何能发达？虽国家实行宪政，开设国会，然徒赖少数人民而为多数人民谋，其果有裨国家大局耶？”

于是，学堂之设，“不过入学子弟稍具普通智识而已，于全体人民实无丝毫之裨益也”

。

[11]另一位作者也说，中国办理新教育十余年而“收效甚微”

，都是因为只“汲汲营谋之教育，皆偏于富民一面之教育也”

，与普通民众无涉。

[12]

这些批评虽然并不都是要主张切音字，但基本关怀与切音字运动是一致的，均把目光放在“多数人”

身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言论都隐含着一种社会分层的意识，这也是切音字运动者共同具有的观念。

除了“多数人”

和“少数人”

、“富人”

和“贫民”

的区别外，其他一些类似区分也被不断地重复。

1905年，沈凤楼在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开学典礼上指出，“中国积习，每好为高论。

凡造就下流社会之利器，皆鄙为无足道”

。

然而，“国家富强之源，不在一二上流社会之人才，而在多数下流社会之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