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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就国民（第4页）

的“文人”

对“四万万同胞”

其实并无深刻的关怀，一味“舞文弄墨，袭空论以饰高名”

，不过是“出于策略之转移焉”

。

为了与这种“策略”

性的思路区别开来，王氏强调，应树立一种以“多数人”

为重心的国家观念：“富强治理，在各精其业、各扩其识、各知其分之齐氓，不在少数之英隽也。”

[7]这也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切音字创制和教育工作的定位。

作为清季变革思潮由物质转向文化和教育层面的产物，切音字运动和兴办学堂的热潮是一致的。

不过，王照和《大公报》的作者均认为其时的教育取向有问题，指出应把教育重心下移，揭示了二者着眼点的差异。

实际上，这一视点的差异一开始就存在于切音字运动中。

就以上一章曾引用过的卢戆章和沈学的两段话为例。

卢氏抱怨时人忽略了“文字、学校”

，沈氏则云，时人的关注点多在“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

，而“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

。

大意相似，表述却有微妙差异：卢戆章把文字、学校并列为富强之本，沈学却将学校和卢氏视为“末务”

的工矿、制造、交通等放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代表两人在看法上有什么根本的差异，而只是表述侧重点的不同。

卢氏更强调本末之辨，沈氏更关注入手之方（参看第一章）。

不过，沈学将文字与学校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存有先后之别，还是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体现出文字改革与兴建学校两个运动之间同中有异的关系。

王炳耀也认为，“设学堂以求西法，立报馆以启民心”

，虽然可算“务本之道”

了，然“化俗无方，虚伪如故矣；方言无字，民昧如故矣”

，仍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8]

庚子年以后，切音字运动和兴办学堂运动都趋于兴盛，这两条思路的微妙差别也进一步显示出来。

1902年，王照的学生、宛平生员王璞呈文学部道：“广兴学校”

虽好，“惟深观目前种种情形，推其究竟，学校必不能多设”

。

如果“仅就每邑一二校，以次选升，为培植官材之地，其数略如往时生童，尚不及丁口千分之一。

欲民之耳目不惑，遂生裕后，尽职奉公，焉有把握？”

[9]次年，何凤华等也在上袁世凯书中云：“今日司农仰屋之时，欲以国帑兴起全国各小学堂，其事断非三五年内所敢望。”

而且，“每一小学堂多寡牵算计，不过五六十人，何能普及？”

退一步说，“各省府州县大中小各学堂纵能遍立，学生之数不能占户口千分之一。

则以上等之人服上等之科，虽抡才有资，而于亿万众下等之人风马牛不相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