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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就国民（第3页）

正常状态下，“语言代有变迁”

，文字亦当“随之”

而异。

可是中国“后世文人，欲借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

，造成“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

的局面；反过来，“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

。

其直接结果是，国民之间缺乏交流，关系疏远，“百里或岁不相通，千里或世不相通”

。

时间一久，“异者不可复同，而同国渐如异域。

妨害多端，误尽苍生”

。

这里王氏所指的隔膜已不仅是建立在能否“通晓文义”

基础上的社会阶层区分，也包括了语音流变造成的地域分化，则中国已不是“两个世界”

，而成“多个世界”

了。

这其实也是时人常谈，主要着眼于民众“国家观念”

之匮乏，而王照则从言文关系的角度观察这一隔膜的形成，欲图提示切音字对培养国民意识的重要性。

两年后，王照再次提出，官民之隔并未随着“新党”

的兴起而终结：

今吾中国自称新党者，日腾于纸，曰四万万同胞热力云云。

实则言之者此千中有一之士夫，解之知之者仍此千中有一之士夫也，四万万人固无从知也。

今吾中国公文中亦恒曰养民教民。

实则发之者官吏，收之者官吏，解之知之者仍此官吏也，民固无从知也。

纸上之政治，自说自解，自唱自和。

视民之苟且妄作，辄于纸上骂以心死，责以无良，而民又不知其纸上云何也。

王氏认为，这和“新党”

们的家庭出身与成长经历有关：“今之自命教育家者，其生长富厚，幼年赖贤父兄之培养，十余年始通文字，以成今日之名士，以成今日之显宦。”

故“彼自忘其销磨岁月之久，绝不思穷民万无彼之财力；又不思人民外无政治，教育外无人民。

彼其所操之术，仅为背后呐喊之资。

上焉者仅足当一文学博士，以自保其高名耳”

，下此者当然就更无足道。

[6]

动辄高喊“四万万同胞”

，正是“国民”

观念兴起的表现。

但王照认为，那些“心目中不见细民，妄冀强富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