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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2页）

（王炳堃：《拼音字谱序》，见王炳耀：《拼音字谱》，9页）。

[29]李文治：《李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9页。

[30]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11～12、4页。

[31]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7页。

[32]同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纯用拉丁字母的6种方案中，1906—1911年出版者就有5种，而此前只有卢戆章的1种（《一目了然初阶》《新字初阶》）：仅从字母形体而言，西化的吸引力似乎有后来居上之势。

这两种做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彼长此也长。

[33]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36页。

[34]德国语言学家佛罗利安·库尔马斯（Florianass）指出，“在一些主要的书写分界范畴之下”

，有不少文字试图在形体上“通过形形色色的符号来相互加以区分”

。

（佛罗利安·库尔马斯：《文字、语言和认同性问题》，宋玲玲译，见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主编：《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66～67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这种区分和身份认同连在一起，有助于理解此处所述的现象。

[35]蔡元培：《新年梦》，见《俄事警闻》，1904年2月25日，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影印本。

原文未署名，此据《蔡元培全集》第1卷所收《新年梦》录入。

[36]沈学：《盛世元音》，6～7页。

[37]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24～225页。

[38]沈学：《节录致卢戆章先生第三函》，见《万国公报》第98册，1897年3月，16750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39]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40]本段和下段，参见沈学：《盛世元音》，6～7页。

[41]本段和以下两段，参见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8～89页，标点略有改动。

[42]无独有偶，章太炎在驳斥《新世纪》诸子“废汉文”

的文章中，也注意到文字和文具的关系：“又谓改良汉字，惟取点画直竖右戾四者以为交乂，钩乙左戾诸形，一切废弃，其存者复为钝势，不见锋芒。

此又无所取义，率情高下，与儿童语无异。

原其用意，殆为习用铅笔计耳。”

章太炎认为，中国早年亦曾使用铅笔，后来才改用毛笔，而“欧洲则迄今未改”

。

所以，就用笔来说，“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也”

。

参见太炎（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45～3346页。

[43]卢戆章：《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78册，1895年7月，15540页，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影印本。

[44]汪立元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1019页。

[45]梁启超：《沈氏音书序》，见沈学：《盛世元音》，2～3页。

[46]实际上，文字双轨制方案恐不仅是受到西人具体作为的启示，很可能这一设想本身就直接来自传教士。

1890年前后，传教士中围绕着将汉字拉丁字母化的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已经有人提出，汉字在政府与士绅社会中通行，拉丁字母化的“汉字”

则可以在社会下层通用。

详见JohnDeFranandLanguageReforminiversityPress，1974，pp.24-26.

[47]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见《教育文存》第3卷，50～51页，上海，中华书局，1922。

[48]《纪拼音官话之作用》，载《南洋日日官报》，1905年9月9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