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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0页）

之间划出界线，并只承认西洋的才是“拼音文字”

，其他的只是“拼音”

，在西化道路上其实比切音字运动者走得更远。

因此，他嘲笑切音字运动诸子争做“苍颉第二”

，并非因为他反对拼音文字，而是因为他们混淆了“拼音”

和“拼音文字”

：“凡是打算造拼音新文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简简便便把拼音的原理应用起来：管着一子一母，叫两个音扛一个音；做成一种改良反切，便手舞足蹈，大声疾呼，说：‘拼音文字，唾手可成。

’”

[104]明明尚在塔下，却以为已探相轮。

同理，他对劳乃宣等人所为也不以为然：“注音字母，止是注音字母。

他是‘苦社会’里最有用最廉价的交通福音。

何苦学者替他拉扯着音韵学啦、发音术啦，逼他穿戴着靴帽袍套，又加上什么四声啦、五声啦，逼他挂满了金鱼玉佩；叫他止好见官，不便于周旋朋友呢？”

[105]然而这都不意味着，中国将来不应该有一种完善的“拼音文字”

。

显然，杜亚泉1912年的观察过于乐观了。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文化观念的嬗变，“国粹”

二字日益走向“负面化”

，有关汉字存废问题的争论反而更加激烈。

在这方面，胡适在1935年写的一段话极具提示性：“教育工具是彻上彻下，贯通整个社会的”

，因此，“一个国家的教育工具只可有一种，不可有两种。

如果汉文汉字不配做教育工具，我们就应该下决心去废掉汉文汉字。

如果教育工具必须是一种拼音文字，那么，全国上上下下必须一律采用这种拼音文字”

。

[106]他的担心与前人是一样的：一个国家怎能通行两种文字？但他们解决的方法恰好背道而驰：前人是要把拼音字变为音标，胡适则以为不如废去汉字——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思想变迁之迹，于此可见。

[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471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2]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

》，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

[3]有关讨论参见PaulBailey，ReformthePeople：gAttitudestoularEduEarly20thturyburgh，EdinburghUyPress，1990，pp.17-97；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0—1911》，13～1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

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179～191页。

[4]佚名：《论造就国民为富国之本》，载《大公报》，1903年10月9日，第2页。

[5]本段和下段，参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77～80页。

如无特殊说明，本章所用皆为此版本。

[6]王照：《挽吴挚甫先生联语并序》，见《官话合声字母》，38～39页。

王照也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唯其改革策略和康有为等人不同。

他热衷于办教育，在变法前就办过两所小学堂。

据他本人回忆，变法期间，他建议康有为从办学堂做起，及至“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

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路如何来得及？”

（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见徐一士：《一士谈荟》，235、238～239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