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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音文化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第3页）

乃是核心。

但是，演说、宣讲等毕竟是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受制于特定的时空范围，且“话语权”

操于演说者之手，听众离不开讲说者，无法做到“无师自通”

，显然是被动的。

切音字运动者则是要向民众提供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书写和阅读工具，步子较演说等迈得更大。

他们反复强调只要掌握了切音之法，也就获得了自学能力，相对更倾向于以“下流社会”

为本位。

且就“开民智”

这一总体目标而言，上引诸文的作者也只是强调以“声教”

济“文教”

之穷，则“声教”

乃不得已而为之，使人民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始终是更根本的追求。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切音字、白话文既是以“声音”

为本，也就必然受到“口头文化”

的影响。

这里边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处理方言和方音问题。

一般说来，在通用语言尚未广泛流通的情形下，要与下层社会的民众“发生交涉”

，势必要使用普通人民熟悉的方言。

1906年《南洋日日官报》上一篇指导教学法的文章说，“大凡教人，总要学生心里真能明白，真能仿照先生所教而自为之”

，这样，便“最好是本地人做先生”

。

[12]这就是取方言才易为当地人所知晓之意。

教学如此，演说、宣讲何独不然？切音字既然强调“言文合一”

，则为方便普通民众接受起见，其所切合者自然以方音为佳。

在此思路指导下，其时出现了大量方音切音字方案。

这一点仍可从附录的一览表中看出。

这35种方案里，除了拼音标准不详的6种外，其余大略可分（南方）方音、官话音和韵书三类。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官话音”

均指北京官话音。

“韵书”

类著作则不以某一地语音为准，意在提供一套全国各地皆可通用的语音方案。

就意在“通用”

而言，其与官话方案的取向相类。

但既“通用”

，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是可以拼写方音的。

例如，郑东湖方案就号称“无论何省均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