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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音文化与切音字运动的兴起（第4页）

[13]，可知其心中是想及此点的。

杨琼、李文治方案更号称汉音、洋音皆备，“此可知中声之无所不含也”

[14]，则已不仅包囊中国，也涵括“万国”

了。

不过，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只需注意，此类方案和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而制订的方言方案是不同的。

唯所谓方音方案也并不尽是为拼切方音所用。

比如，沈学的著作原为英文，题为Uem（《天下公字》），中文改题《盛世元音》，号称能“译天下音义”

[15]。

这均可看出他心中的理想并不限于一方，和杨琼、李文治所说是同一意思。

事实上，对不少制订方音方案的人来说，这也仅仅是推行切音字的一个步骤，其长远目标仍是全国通用（详后）。

我们在附表中之所以把这些方案归入方音类，主要是按照有关著作的实际拼音标准来定的，基本限定在操作层面上。

抛开相对模糊的“韵书”

方案，附录的表中方音类方案占13种（卢戆章的第二套方案虽有泉州、漳州、福州、广州音，但以北京音为主，未计入），接近一半。

不过，动态地看，方音方案明显呈现走下坡路趋势：到1907年，方音切音字方案累计已达12种（同上），但在1908—1910年出版的9套方案中，方音方案仅有1种，官话音方案却陡增至6种（其中黄虚白的2套方案乃是一年之内出版的，如果只算1种，则还有5种），可谓后来居上。

方音方案和官话音方案此消彼长，部分和切音字作者籍贯的变化有关。

戊戌年前切音字的作者均为南方人，除了长期为官的蔡锡勇采用官话音外，其余均采用方音标准。

盖南方各地方言和官话系统差异较大，方音切音字是为便于南方地区民众识字而设。

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传教士制作拼音文字所针对的主要区域，而早期的切音字创制者大抵出自这些地区。

庚子年以后，北方人注意到这一问题者增多，王照、刘孟扬、马体乾是直隶人，黄虚白是河南人，他们的加入自然会使官话音方案陡增。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实际上，也有一些官话音方案并不出于北方人之手。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个。

一是力捷三的第二套方案。

倪海曙引罗常培的话说，此方案是力捷三在其1896年出版的第一套方案《闽腔快字》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16]而第一套方案又不过是蔡锡勇方案的闽音版。

力氏其时鉴于“闽俗土音，与正音迥不相侔，自形隔阂”

，虽有蔡锡勇的“快字正音，惜闽人未获窥其堂奥”

[17]，故将蔡书按闽音重新改造。

但六年之后，力氏又将闽腔改为官话，一往一复，颇值玩味。

另一个是卢戆章1906年出版的第二套方案。

这个方案以北京官话音为主而附有泉州等方音版本，较之他第一套的纯方音方案改变甚大。

这当然有可能只是“操作顺序”

设计造成的结果（即先推行方音版，再推行官音版），但更重要的，恐怕和庚子年以后“国语统一”

思潮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北京官话地位的提升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