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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6页）

，主要应是书面语。

潭渔隐认为，汉字本来优越，不但元朝与清朝“未灭汉文”

，即安南等处亦均用汉字，“其文之同，并不在强方音之苟同，殆有莫之致而致者。

且汉文之趋乎雅而避乎俗，大率常用之字不过数千，以文言道俗情，毫无不达。

故鄙俚之语皆不屑道，由文而明，理有固然，亦势有必然也，岂好为其难，故意歧语言文字而二之哉？”

汉字长处本来在“睹文即能见意，足见古人作字，原示人以浅近”

，只要教授得法，学起来并不困难。

他也同意中国存在着一个语言文字由合而分的过程，但他强调那都是因为“后世庠序久废而人不知学”

，非汉字艰深也。

[112]汉字“同文”

之力可以跨越国界，比较而言，“强方音之苟同”

已非要务。

这实际意味着言文一致可以通过以言就文的方式达成，与宋教仁所谓仓颉作字以“行国语统一之法”

及钱玄同友人提出用文字“匡正”

语言的思路是一样的。

在上述诸说中，文字都被视为比语言更为重要且能导正语言的因素。

他们所说的“文字”

包含了书面语（词汇、语法等表达方式）、读书音等不同层面在内。

唯后者也是以狭义的文字为中心的，和切音字运动提出的以“声音”

为本的观点不啻背道而驰。

实际上，一旦以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为目标，汉字那“睹文即能见意”

的优越性就立刻呈现出来。

潭渔隐提出：“同文者，同其形，同其义。

其音决不能同。

苟必是此而非彼，势不至背天籁以求同而不止。”

[113]但既然声音之不同属于“天籁”

，便同时意味着“声入”

有时无法“心通”

，而潭氏注意到的“以笔对谈”

现象又表明“目入心通”

的力量似乎更强。

显然，文字重要性的凸显和时人对文字分裂的担忧有关。

因此，尽管江谦等人强调，要统一国语就离不开切音字，但文字作为一种正面因素在民族主义论述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抛开它讨论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简单说来，文字在国语统一运动中的地位的提升，经过了一个对官话切音字的肯定，到切音字被剥夺“文字”

资格（参看第二章），再到以文字统一语言成为官方政策的过程，其中一个关键点即是否允许增添方音切音字的讨论。

尽管劳乃宣反复强调“两次办法”

的必要，但显然未被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