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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5页）

之切音字，其举例即“王君小航之官话合声字母”

。

但既然官话也只是一种“方言”

，哪怕其“通行”

再广，对于其他方言区的民众来说，也不过是另一语言，又如何“声入心通”

？

上述几种意见在正面主张上颇有差异（然亦未矛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而具体思路又彼此纠结，有时同一理由被用来为两个南辕北辙的看法辩护，有时关怀相近者却成为针锋相对的两方，彼时思想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见解纷纭，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在这些争论中，也有一个大体共同的取向：相当多数的论者都将破坏“书同文”

作为攻击对手的武器，而被攻击者则避之唯恐不及，体现了其杀伤力之强大。

显然，这是和时人对“形字”

在维持中国统一方面的作用的肯定分不开的。

其时与赵尔巽意见类似的人还不少。

1906年，宋教仁（1882—1913）在日记中提出，“中国语言文字，在太古时或杂混不堪，自黄帝平定各酋长而建一帝国，则必行国语统一之法，故命仓颉作文字。

自此以后，中国文字遂皆成为单纯简秩之语言”

，各种词“皆可以仅用一字一音表明之而无遗义，不须如各国语文一名词、一动词须发二个以上之音而始明，此中国语言特别之处也”

。

[109]这虽是讲古史，然正是典型的以文字统一国语的思路，且在宋教仁看来，也正是这一过程造成了汉语以单音字为主的特征。

稍后，一位留日学生也对钱玄同说，“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

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

，语言又将焉附？钱氏颇表赞同。

[110]其所云主题虽非国语统一，但以文字导正语言的逻辑与赵尔巽等人是一致的。

1909年，一位湖北士人潭渔隐创作了一部《汉文拼音》。

据其《自序》可知，该书志在沟通各地方音：“如鄂人与浙人相接，欲通浙省之客音，只先取五十母子，一一叩之，浙人据浙省方音读之，然后按‘生音表’信口读去，顺天籁之自鸣，绝无诘曲之状。”

从描述来看，其所谓“生音表”

，殆与谭嗣同的“管音表”

相类。

潭渔隐之所以创作此书，正是要和官话字母“欲以都城首善之方音统一语言”

的做法立异。

他提出，“言与音”

实为“二事”

：“语言统一易，语音统一难。

语言不通，彼此识字犹可以笔对谈，而语音囿于方隅，彼此各异，纵令勉强学似，终未若自然之为愈也。”

[111]而语音出乎“天籁”

，强迫人们学习不同的方音，终难成功。

不过，潭渔隐又认为语音可以相通相转，只要掌握了通转规律，“信口读去”

，仍可“顺天籁之自鸣”

，唯这必须建立在自己熟知的方音的基础之上。

按此处所谓可以笔谈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