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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9页）

[119]章、吴二人似乎再次殊途同归。

不过，太炎的意思是，语言不同，乃是天性，故中国永不能采用万国新语；吴氏则强调，正因声音天然不齐，所以必须以外力矫之，才能归于一致。

比较起来，潭渔隐虽亦主张“天籁”

不同，与章、吴相近，但仅就“声音”

而言，又不认为有特意“矫正”

的必要。

显然，各方立论中虽然不无重合之处，但具体论述纠缠错落，层次和关系都异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只能放在论者各自的特定意图与观念系统中才能获得确切理解。

整个民国时期，用文字统一语言的主张成为官方语言政策的基本内容，不断得到重申[120]；而且这一主张并不仅限于狭义的文字和语言领域，也被当作衡量文体改革的标尺。

比如，1918年，钱基博（1887—1957）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暑期班中强调：言文一致，“必不可改变文字以就语言，致文字日即于纷歧；只有改变言语以就文字，使言语渐归于统一耳”

[121]。

此处的“言语”

和“文字”

其实都是在文体的层面上使用的，而钱氏的话锋所指，不用说，就是其时正方兴未艾的白话文运动。

在这里，文字改革和文体改革又一次展示出一种平行关系。

而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无论是在哪一层面的意义上，故事都远未结束。

[1]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2]王炳耀：《拼音字谱》，13页。

[3]佚名：《某氏通字平议》，载《中外日报》，1908年9月29日，第1张第2版。

[4]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见《新字瓯文七音铎》，12～13页，括号内的说明为笔者所加。

[6]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4版），41页，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7]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1897年12月7日），150页。

此是孙氏记录的大意，非叶氏原话。

[8]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

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见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6～14、383～428页。

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

》，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121～133页。

[9]佚名：《敬告宣讲所主讲的诸公》，载《大公报》，1905年8月16日，第1页。

[10]黎元洪：《大总统演说词》，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22日，第1版。

[11]黎锦熙：《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教学注音字母的主张·其一》，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47页（类页），上海，中国书局，1921。

[12]佚名：《白话演说学堂教课法》，载《南洋日日官报》，1906年1月12日，第1版。

[13]郑东湖：《切音字说明书》，15页。

[14]杨琼：《杨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4页。

[15]沈学：《盛世元音》，7页。

[16]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切音字运动）编年史》，94页。

[17]力捷三：《闽腔快字》，14～15页。

[18]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