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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声求义（第5页）

，唯“字音亦恒近”

，或是“双声”

，或是“叠韵”

。

这些都是和太炎相似的地方。

不过他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转注的意义：“扩而充之，则一义数字，一物数名，均近转注。

……又《方言》一书均系互训，以数字音同为尤众，则以音近之字古仅一词，语言迁变，矢口音殊，本音造字，遂有数文，故形异义同音恒相近。

……即《尔雅》、《小尔雅》诸书所载其有音近可互相训释者，亦均转注之广例，特不可援以释许书耳。”

[37]历代的声义说多关注形声字，刘氏则把转注字包括了进来。

章、刘以后，各家对转注的解释仍很纷杂，但除少数例子外，这些解释大多要考虑声音这一因素。

例如，黄侃说：“同声同义而异字，即转注也。

其或声音小变，或界义稍异，亦得谓之转注。”

[38]丁邦新曾列出较重要的几位现代学者的意见：戴君仁（1901—1978）以为转注是“音符兼意的形声字”

，董同龢（1911—1963）“暗示形声字中原为假借后加意符的字可能为转注”

，龙宇纯将这两个说法合而为一，李孝定提出转注为“古今音”

和“方言音”

殊字。

[39]这几家除了李说外，均同意转注字音近义通。

[40]

对连绵字的认知是训诂学上的一个大问题，过去的学者莫衷一是。

声义说的运用顺利解开了这个谜团。

王国维在1922年同意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时，所提出的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古文字中连绵字之研究”

。

他说，连绵字乃“合二字以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

。

过去人作的《骈雅》《别雅》等书，多以“义类”

为序，而“不以声为之纲领”

，也就和“类书”

差不多了。

连绵字虽然变化无穷，“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字虽不同，其声与义各有其相通之处”

。

倘搜罗一处，“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有之事业欤！”

[41]1934年，朱起凤（1874—1948）专门研究连绵字的《辞通》出版。

胡适在序文中特别强调，“用声音通假的原则来统驭许多不同形的字”

乃“近二百年来学者在方法上的最大贡献”

，而这就是“《辞通》指示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