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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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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也成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理论基础。

瞿秋白（1899—1935）专门阐释过这一问题：“‘文字和言语一致’的科学上的基础是：思想是没有声音的言语。

虽然有些科学是要用图表、公式等的形体来帮助思想，可是声音和言语是最主要的工具，没有这种工具是不能够会思想的。”

这也可以在汉字发展史上找到证明：形声字的出现“足以证明文字的主要作用始终是声音的记录”

。

当然，文字必有形体，但“纯粹的形体决不能够适应稍为复杂一些的思想，形体的辅助作用固然是必要的，然而始终只是辅助的作用”

。

他还用最为新潮人士所不喜的道教符箓打比方：“只有道士画符可以不用声音，但是，符箓正是最混乱最昏迷的‘思想’的象征。”

[64]换言之，清明的理性是和“声”

而非“形”

连在一起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观点更是到处可见。

1935年一篇介绍中国语拉丁化的文章说：“文字应该是语言的直接记录，我们看着了一定的简单的符号，便能知道这是代表某一个声音，但是中国汉字却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65]另一篇文章也说，“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语言是声音的组合，所以文字也就是用一些符号来记录这些声音的，而不是把声音写成一些不相干的图形，令人‘玩味’的”

；然而汉字却只是“图形”

而非“录音的符号”

。

[66]1946年，在上海《时代日报》的一次征答活动中，一位支持废汉字的读者表示：“语言是有声无形的交通工具，代表语言的文字自然应当注重声音。

……要使人民大众能看、能读，非采用拼音文字不可。”

另一位则说：“文字既然是代表语言的，而语言又是人的声音化了的，所以改革的途径一定得从人的声音这方面找出路。

……所以拼音化是所有方法中最合理、最正确的一种。”

[67]20世纪50年代，终于部分接受了汉语拼音化观点的吕思勉说：“文字既必代表语言，则分析语言，求其音素，而据以造字，自为今日必由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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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末以来，“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这一观点先被用来制造汉语切音字，继而又被用来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文字改革的目标不断激进，这一理论却始终是活跃的能量源。

从专业语言学家到支持这一运动的普通读书人，都把它当作一个脱口而出的立论前提，且到后来便有些不容置疑的味道，其普及程度之高，可以想见。

汉语拼音化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从表形到表音是人类文字演进的共同道路，汉字自不能例外，且事实上也已体现出此一趋势（参看第一章）。

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是从应然角度证明汉语拼音化之必要性的话，这一论据就是要从实然角度证明其实际的可能性。

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钱玄同提出，“文字本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组成的，所以文字应该就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所谓‘音标’”

。

只是由于古人蒙昧，“不会分析音素，制造音标”

，只有使用象形、指事、会意法造字。

周秦之际，随着学术思想的发达，“这种野蛮的文字早就不能适用了”

，于是产生形声、转注、假借诸法，“把事物的图画渐渐变成声音的符号”

，字形不再表意，而开始表音。

但汉以后复古思想作祟，没有乘势将汉字改为拼音字，遂阻碍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69]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