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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第9页）

他承认，辞形统一“在应用上当然比随便写同音字要方便得多”

，盖“造字时既以形义为主，而用字时偏又抛却形义，专以音为主”

，可是“又不专制音标，分析因素，写成拼音文字，以至一义一辞可以写许多不同的字”

，实是弊病。

[94]不过，他的目的不是要“正字”

，而是指出汉语拼音化的趋势与必要性。

因此，在20世纪的汉语拼音化思潮中，传统的声义说被用作极为重要的支援；而许多学者回顾历史的目的，本来亦着眼于当下的应用。

1924年《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为说明文字“衍声”

的道理，先引用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中的“天下事物之象，人自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

……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

，再引用王筠（1784—1854）《说文释例》中的“声者，造字之本也”

，最后援用明人郝敬（1558—1639）的作品说：“声既为造字之本，又为用字之方。”

如此旁征博引，其结论则是：“文字的推衍，自然不得不从声音这方面发展；文字的进化，自然不得不向衍声这方面演进。”

[95]问题是，“文字的推衍”

一句可能真是陈澧、王筠等人的意思，“文字的进化”

就逸出前人的想象了。

唯汉语拼音化论者并非一味从声音角度立论，也注意到了字形的重要性。

新文化运动期间，蓝公武（字志先，1887—1957）投书胡适，反对汉语拼音化。

其理由是：“文化发达以后，文字不能全凭拼音，总须借重视觉的符号。”

况且英、法文字中也有不发音字母，故所谓“传声文字”

其实“也不是纯为拼音”

。

胡适说，这话的“根本误解在于把拼音文字当作一种偏于听觉的文字。

其实‘拼音文字’是双方的，拼的音是听觉的，拼成的文字是视觉的。

中国文字的大病就在他偏于视觉一方面，不能表示字音”

。

至于“英、法文字所以有无音的字母夹在里面”

，乃是历史遗留的缺陷，“并不是传声文字必须有的”

。

中国未来的拼音文字则既是“纯粹的表音符号，不该于表音之外带着无音的表意符号”

，又是“视觉的符号，因为我们见了这字如何拼合，便知如何发音，又从发音知道如何解说”

。

[96]

1923年，赵元任曾在一篇长文中，举出时人反对国语罗马字的十个理由，第二条就是：“文字有文字底用处，不是专为誊录口供而设的。

文字既然是给眼睛用的，自然应该以适于视觉与否定优劣。”

汉字见形即可知意，看西文则必须“先把字母拼出声音来，听见了或想到了声音才想到意思。

语音这东西本来已经是思想的符号了，再拿文字作符号的符号，岂不是不如直接拿文字当思想的符号好吗？”

[97]有趣的是，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本来是汉语拼音化论者贬损汉字的一个理由，而在反对者看来，拼音文字才恰恰如此，汉字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和声音一样，都是呈现意义的直接“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