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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第8页）

曹聚仁（1900—1972）更进一步提出：“‘写别字’、‘读别字’乃是我们应享的权利。”

他的证据是：“汉人所谓六书，其中‘转注’、‘假借’二书，就是写别字读别字的别解。”

至于“古人用词，假借之处更多”

。

况且“写别字读别字，并不是没有规则的。

其中十之七八，有声音上的关系”

，或双声或叠韵，“其余十之二三，则有字形上的关系，大抵从简化”

。

倘顺此趋势，由前者“可以把中国文字完全改造为新形声字”

，由后者“可以把中国文字完全改造为简字”

，故“社会的读别字写别字，正是改造中国文字的先导”

。

[91]曹氏的文字改革方案还没有“先进”

到废除方块字的地步，且注意到别字的产生在声音相近外，也有形体相近的缘故；不过，用“别字”

来解释“转注”

和“假借”

，和汉语拼音化论者是同调的。

[9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有一份未署名的底稿，是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读过一位叫张公辉的作者所著《中国文字之优点和整理发扬的方法》一书的批语，时间似应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

张公辉其人其事不详，似乎是一位文字改革的爱好者。

其书未见，唯据信中转述，张书意在提倡同音字的“互相通假借用”

，逐渐“化为一个同一字形”

，最终“废除其他各字，使国字演变为一种单纯化的单音节标音文字，达到一个音节只有一个文字符号的理想标准”

。

批语作者指出，“此种办法即别字主义，一音只用一字表之，国音四百十一音即用四百十一字”

，则此四百一十一字即成“标音符号”

，已非汉字。

他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别字主义，因现在之国字已多为标音之符号，扩而充之，一音选定一字，在理论上是无不可的”

，他担心的只是实行的困难，“恐略知文义之人一见，即将起而反对之”

。

[93]虽然张公辉的具体方法和前述各位有异，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曹聚仁所说用词上的假借即连绵词。

这被认为是汉字趋向拼音化的另一个证据。

钱玄同在《〈辞通〉序》中说：“中国文字在造字时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法，而至用字时则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义，但把它看作标音的符号而已。

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为某音的音符，凡读此音的随便写这些同音字中的哪一个都可以。”

在早期的甲骨、彝器、碑碣和文献中，这都很常见。

文字至魏晋才逐渐统一，之后凡写“古字”

或未经前人用过的同音字即“别字”

，皆被认为“不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