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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第7页）

而“易其音符”

的转注字[85]，也是把假借和转注放到最后。

黎锦熙又在钱玄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六书新说”

，主要就汉字“演进”

过程立论：指事、象形、会意“皆图象文字，是主‘形’的”

，可统名为“象形”

；假借、转注、谐声“皆音标文字，是主‘音’的”

，可统名为“假借”

。

换言之，从汉字的发展来看，实际只有“象形”

和“假借”

两类。

黎氏还指出：“这种‘音符’也可叫做‘注“音”

符号’，不过比现在注音符号用拼音制度的不同而已。”

[86]

近人对假借的定义与古人相似，使用范围却更广。

他们将此概念扩大到“别字”

中，产生了革命性的结论。

一位青年读者读过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颇受启发，发现“北京民众所用的话语中有许多音同义不同的词儿，在脑子里存着文字形体模型的学者文人听了这些土话，一定觉得可笑；但在民众是不晓得一个一个方块儿字的区别的，他只知道音同，意义就可以通用”

，这就“足以证文字民众化的要求——拼音字——的紧迫了”

。

[87]吴稚晖也说，用声音代字是人的天性，书面语中的“我”

“尔”

皆是借音词；普通人遇到不会写的字，也径用同音字，如北京人用“王巴旦”

代“忘八蛋”

，上海人用“五车”

代“乌龟”

等。

[88]20世纪30年代一位宣传中国语拉丁化的人士也说：“古人的假借，小学生的别字，其实好多都是在衍形的文字中避免不及的衍音的结果。”

[89]因此，写“别字”

虽然不对，但道理是对的。

中国语拉丁化的另一位热心倡导者叶籁士（1911—1994）也认为，写别字这种现象表明了一种“民众的要求”

，不过，他将此一问题放到了“由来已久”

而“于今为烈”

的“象形”

和“拼音”

的长期对立中；更重要的是，这个对立又是社会阶级对立的一部分：“越到上层，越讲究‘古字’，也就越来得‘象形’，越来得高贵典雅，也越不和‘大众生活习惯相融洽’。

而越到下层，也就越来得拼音化，如……‘铜圆’之作“同元”

……可见小民不怕你加以破坏‘中国固有的文化’的罪状，还是要求拼音化的。”

[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