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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第6页）

[81]不过，在汉语拼音化论者中，明确表达此一意见的人并不多。

20世纪40年代后期，俞敏（1916—1995）还专门批评这一看法：“据洋人说：他们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我们的方块字则是、或曾经是表意文字（ideograph）。

这话根本欠通，文字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传达意义的符号”

，人们读书看报，都是在心里或通过嘴巴“把文字翻译成语言……再从语音中翻出语义来，世上那有直接表意的文字？”

象形字虽从图像变来，但也有一个条件，即对此符号形成约定俗成的读音。

[82]如此，象形字亦是记音的符号，纯粹以形达意的文字是不存在的。

在六书中，假借被认为是纯粹表音的方法，也受到了论者的特别关注。

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说，汉字演进到形声阶段，已是表音文字，但因“还有‘义符’去拘束它”

，结果仍不能完全“济表意之穷”

。

假借则“由形声进化”

而来，它“完全不管”

形声字的义符，“凡同音的字，都可以随便乱写”

。

倘将此法贯彻到底，“则假借虽不统一，然大家可以专记声音，不问形体，久而久之，自然可以作到某字专写某形，而‘再进一步’的思想就容易发生了”

。

可是有了这个方法后，中国人还要造形声字，结果是“常常用假借字，常常造形声字，弄得大家看着字形，时而觉得是有意识的，时而觉得是无意识的，目迷五色，莫名其妙”

。

现代人自然应该“再进一步”

，谋求“汉字之根本改革”

。

[83]

这里涉及六书产生的次第问题。

六书说起于东汉郑众、班固、许慎，三家所述名目和次序皆不同。

不过他们并没说自己所叙是六书产生的次第，许慎也只笼统地说，“依类象形”

的文在先，“形声相益”

的字在后。

宋人郑樵认为六书以象形为本，“形不可象”

而有指事，“事不可指”

而有会意，“意不可会”

而有谐声，“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

。

[84]如是，则纯表音的“假借”

为最后出。

晚清以降，各家具体说法虽亦颇参差，但基本继承了郑樵的原则。

钱玄同把假借放到形声的后边，就由此而来。

沈兼士则在一篇讨论六书产生次第的文章中，把“音符”

文字分为“半音符”

的形声字、“纯音符”

的假借字和“适应语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