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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第5页）

胡认为，汉字作为“绘画直系之发达”

，造成了言文分离的弊端：“音标不能随语言之发达，遂为治文字者所遗忘，于是蔽于文字之形义，崇拜之，神秘之，修饰之，而言文从此背驰矣。”

这是他所不赞同的，因而他指出：“文字之职用不过补语言之缺憾耳”

，故在语言与文字之中，“语言象征主也，语言为思想之代表，文字更为代表之代表，对于思想盖间接也。

自语言学言，文字本体且不过一种无生命之象征也”

。

然而，接下来他笔锋一转：“虽然，无生命之限制而能起国民崇拜心如吾国文者，则又别有因缘在。”

汉字之特点就在于“保形意之面影，作思想之视觉象征，与语言相对待而发达”

。

它虽不能紧跟语言的变化，然其“发达至今，病理亦成为生理，有理由，有历史，决非人为之所能脱弃”

。

其为中国之国民精神所寄，“方珍重之不遑，又安忍而脱弃之？”

只要教育普及，再加上国语统一，自可造成“纯粹国民之文学”

，弥补言文不一的毛病。

[79]显然，一直到言文一致这一点，胡以鲁和沈兼士还是同步的，但在是否因此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上，二人就分道扬镳了。

吕叔湘也是持文字起源二元论而主张文字拼音化的。

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

，图像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形象符号系统”

。

唯因“人类的情意越过越繁复，形象符号不能胜任，只有变化无穷的声音符号才可以勉强对付”

，形象符号终于“被声音符号系统吸收过去做附属品或代用品”

，文字也就“不再能够直接和意念发生联系，必须透过声音才能引发意义”

。

这一过程在西人那里早已完成，他们的字母“最初虽然也是象形的，但传到现在的欧洲民族手里，一开头就只代表声音”

。

中国也一样，象形文字已不象形，必须有声才能知义。

同时，单个汉字虽是象形字，但“在连贯的文字里，哪怕是最早的甲文、金文，这些象形符号也已经非转换成为声音之后不能达意了”

。

这样看，世界各种语文已“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而文字代表声音。

语言是直接的达意工具，而文字是间接的；语言是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

语言是主，文字是从”

。

[80]

这涉及对象形字性质的理解。

钱玄同并没有明说象形字是否表音，唯从上下文推断，他对此应是肯定的，只是古人用整个文字记录声音，未能分析音素而已；而在胡以鲁、沈兼士和吕叔湘看来，象形字可以直接表意，并不一定附于声音。

在这一点上，宣扬中国字拉丁化的胡绳（1918—2000）的看法与沈、吕是一致的：“文字和言语是并行地从两个不同的源头发展而生成的。

言语的起源是简单的声音，而文字的发展便是图画。

甚至我们能够相信，在最初，声音和图画是并没有何等固定的关系的。

文字和言语开始发生固定的结合，是在绘画文字变成象形文字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