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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声造字（第4页）

就汉字而言，六书中自“象形而后，应语言而发达者也”

。

不过，由于汉字作为“绘画之直系发达”

的性质，“虽取音标勉接近之于语言，然音标之外，意标依然，且音标不过个别之约束，不足追随语言之变迁也，意标乃转为文字之特征”

，遂在语言这一“思想之听觉象征”

之外，成立为“直接视觉象征”

之一物，此实为“吾国文字之特色”

。

[76]

显然，胡以鲁主要从语文发展阶段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但同时也从中看到了汉字的独特性之所在。

他的同门沈兼士则直接把文字分为“意符的”

（Ideographic）和“音符的”

（Phoic）两类，前者“初不是单为语言的符号而发生的。

实际上可以说是和言语同为直接传示思想的方法而别成一源。

就是一方面用声音来表示思想，由口以传于耳。

一方面用形象来表示思想，由手以传于眼”

。

这和前边讲到的中国传统文字观有相近之处，也是钱玄同批评的对象。

不过，沈氏接下来的论述就和钱氏殊途同归了。

他根据德国学者兰普切特（Lamprecht）的学说，将“意符”

汉字的产生分为指事、象形、借象、“合体象形及会意兼象形”

、会意五个阶段。

至此，意符功能达到“极大的限度”

，不得不“渐渐过渡到‘音符的’（Phoic）区域而生出一种‘形声’原则来了”

。

[77]

之后，沈兼士在一篇涉及文字改革的文章中再次提到，汉字“最初是用形象来表示，进而用意义表示，更进而用声音来表示，其由意符的区域渡到音符的区域的轨迹，是很明显的了。

可惜到了半音符阶段，却走错了歧路，遂致终于不能完全脱离意符的束缚而造成一种有规律的字母文字”

。

这条“歧路”

就是“借字表音”

——“无限制的借用一切固有文字，以为表音的符号”

，不但使“所表示之语言的意义和被借为音符的文字之本身的意义”

往往混淆，且养成“苟安”

习惯，“不积极的去想法造那以简御繁的正式音符文字”

，以致“中国语言到今日仍徘徊于语根语阶级而不能完全达到语尾语阶级”

，造成许多问题，“实在不如老实改用拼音文字的好”

。

[78]显然，文字起源的二元论并未成为他赞同汉语拼音化的障碍。

沈兼士和胡以鲁都认为文字并不一定要反映声音，但在是否要废汉字这个问题上，二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