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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继承传统的方式与传统决裂（第2页）

在严复和傅斯年这两代知识分子间权势易位的情形。

唐兰是反对汉语拼音化的，也是较早在“语言学”

观念的笼罩下为“文字学”

争地位的人之一。

他明确提出：汉语的“文字学”

一词，在西文中并无对应概念。

因“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语言也就研究了文字”

；中国则不然，“语言和文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

。

西方的语言学和中国的文字学实“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

。

为此，他甚至不同意把philology译作语言文字学或语文学。

他指出，语言学虽有前途，“但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忘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杀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文字学”

。

[102]

在学界几乎一面倒地走向“言语中心主义”

的路程中，唐兰的提醒无疑是个异数。

但他似乎也走得稍过了些。

他提出，将“久已独立的音韵学”

和“应该独立而还没有找到出路的训诂学”

皆划出文字学之外，“剩下只讲形体的文字学”

——这样，文字学的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倒更充实，更扩大了”

。

这看起来和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三分法一致，实际却大不同，盖前者虽三分而为一体，后者却是真的分家了。

傅斯年曾云，“文字学”

中“只有形体是文字学”

，其余的声音、训诂“都是语言学”

；如果不能把语言学和文字学分清楚，“语言学永远不能进步”

。

[103]就此而言，唐兰虽是要逆“言语中心主义”

而行，但其观点实际也被对手塑造了。

[104]

事实上，汉字原本就是形、音、义的综合体，研究语言学，只要把汉字包括在其中，就不可能完全抛开字形。

但现代不少趋新学者确有抛开形体不论的意思。

如前所述，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是近代学者最早对传统声义理论加以系统总结的文章，其目的是从形声字中“推测古代之字形（表）与语义（里）”

，属于传统训诂学范畴。

[105]文章完成后，曾征求几位学者的意见，发表时一并收入文中，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须从语言学观点处理此问题。

李方桂对沈兼士的做法非常赞赏。

他强调，汉语比汉字古老许多，要理解汉字产生之前的语言状况，“就非抛开字形，而用语音作根据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