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三以继承传统的方式与传统决裂（第3页）

，这“固然有借重字形的地方，但是一旦我们得了一个较可意的周秦语系”

，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以音作根据向上进展”

了。

他还提出了一个研究原则：“字既然是音符，从音符的构造上虽然可以知道当时语音的系统的大概，但是字形的分化演变，与语音语义的分化演变，是没有直接并行的关系的。”

李方桂从沈兼士那里发现了“字形与音义没有并行关系的证据”

，以为此是“前人所不及处”

。

魏建功则对传统的“右文说”

提出批评：“‘右文’之说，与谓字学，宁称语学。

国内言语学至不发达，历来学者徘徊瞻徇于文字音韵之间，而不肯由语言着眼者有以致之。”

为此，中国学者必须放弃文字学的习惯，转换到语言学的思维方式上来。

林语堂（1895—1976）更直截了当，认为沈文把“形变”

与否作为区分分化词和引申义的标准是错误的，应“脱离字形，纯立乎语言学立场”

。

他进一步对沈兼士使用的“孳乳”

一词提出质疑：“‘孳乳’二字，不知应如何限定用法，若限于字形，则形声会意字皆孳乳字，若在语言学立场，‘分化词’亦可称为孳乳字也。”

显然，林语堂最大的不满是沈兼士还受到字形的限制，没有站在纯然的“语言学立场”

思考问题。

这三人对沈文虽评价不一，但都强调抛弃字形，从语言学观点看问题。

对此，沈兼士一方面强调：“拙著所述仍为训诂的研究，而非言语的研究，故不能抛开文字，专论声音”

；另一方面表示，即使专门研究中国语言，也不能完全抛弃字形：“鄙意以为即欲研究言语，亦非先将文字训诂之体系研究清楚，殆无从着手。

盖中国字之偏旁，音义交错，颇具微眇之消息，故虽至赜而不可乱。

我辈正当于此中参悟语言文字之三昧，譬如彼钓，必待‘得鱼’，乃可‘忘筌’。”

汉字集形、音、义于一体，且相互依赖，要研究任何一面，都不能完全脱离其他两面。

同时，汉语和汉字也是相互影响的。

因此，完全抛开文字不顾的纯粹“语言学立场”

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是不恰当的。

但就中国学术发展的结果来看，毕竟是语言学立场占了上风，这也对文字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正如沈兼士所暗示的，不少研究文字的学者，最关注的仍是语言，所谓“得鱼忘筌”

也。

1911年，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信里说：“文字者，语言之符，苟沾沾正点画、辨偏旁而已，此则《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已优为之，终使文字之用，与语言介然有隔，亦何贵于小学哉！”

[106]如此，则研究文字的最终目标仍是语言，不能辨析音韵，只顾分析形体，即使不是无用，也是低级的。

1940年4月13日，杨树达（1885—1956）在日记里抱怨说，“中央研究院前请各大学教授选举评议员，同人皆有选举权”

，唯独他与曾星笠（1884—1945）没有，“盖彼所谓规定者，谓教文字学义训及音韵者有选举权，而专教形者则无之”

。

[107]这是学术界轻视字形研究的一个例证。

同样，对声音的记录水平也成为判断“文字”

成立与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