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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继承传统的方式与传统决裂（第4页）

如前所述，胡绳已经指出，从绘画向象形文字转变的关键时刻就是文字和语言的结合开始“固定”

之时。

胡绳并非专业的语言学家，但这话却是近代语言学家的一个共识。

前揭俞敏的看法虽与胡绳颇有出入，在这点上倒是一致的。

这也鲜明地体现在后来学界对汉字起源问题的争论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孝定、郭沫若（1892—1978）等先后提出史前陶片上的符号是汉字的雏形。

对此，裘锡圭、汪宁生（1930—2014）、姚孝遂（1926—1996）、高明（1909—1993）等持反对意见。

据李孝定总结，这四人的一个共同理由就是：“只有表音字出现，文字才能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

只有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文字，才算是真正的文字。”

（汪宁生语）史前陶文“无语言的基础，也不代表语言，因而既无词义，亦无读音，只是一种记号”

（高明语）。

对此，李孝定指出，符号与文字“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

。

当图像和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一个小社区中被大家接受，“自然也可以代表这些概念的固定读音”

成为文字，未被大家接受的符号自然被淘汰。

[108]

可以看出，无论是赞成方还是反对方，都有一个共识：固定读音是符号成为文字的关键。

换言之，不管字形是否单独体现意义，作为文字，它首先还是声音的记录。

比较一下六书观念就可看出，最早的文字是否表音，中国传统学者并未关注，或者说它并未成为一个“问题”

；而在现代学术中，不但声音成为界定文字的一个标准，文字学本身也成为语言学的组成部分。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言语中心主义”

的倾向，在此可见一斑。

[109]

这种“言语中心主义”

的倾向自然受了西学的影响，或可说是以西学为模本的。

但从前文也可见出，传统学术中也确实已存在着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相近的取向。

因此，论者说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中西结合”

的产物是没错的。

[110]邢公畹曾说，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本身不能不要求发展，要发展就只能走更进一步的‘科学化’的道路。

先进的西方语言科学能够‘移植’进来（不是生搬硬套），说明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具有可以接受这些先进理论的‘内因’”

[111]。

西方既代表了“先进”

，中国学术又必然走上同一道路，实际上是在向西洋看齐。

何九盈更明确指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

从“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

。

[112]因此，中西“结合”

并不意味双方是平等的，西学无疑是主导者。

这一认知的背后有一未明言的前提，即人类历史发展遵循同一进化路径，不同文化仅有先进与后进的不同，而无实质差异。